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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研究的目的

（荷）彼得·冯·门施

尽管诸多关于博物馆学认知目的的不同看法可以被归纳为数个主要群体，但没有一个群体可以被称为“学派”。一般来说，学派是由于博物馆学研究目的的不同而产生的，而非研究对象的差异。因博物馆学研究目标和目的的不同，甚至导致了博物馆学界的分裂。1985年，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成立了“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

三种倾向

决定博物馆学是否纯学术学科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博物馆学能否满足社会需要。据此标准，博物馆学研究可区分为与博物馆学领域中的博物馆实践活动有关的研究，以及对作为博物馆领域理论框架的博物馆学的研究。如果博物馆学被承认为学术学科，就必须证明博物馆学对普遍知识的贡献；如果博物馆学被认为是博物馆实践活动的理论框架，就必须清楚表明博物馆工作者能够从博物馆学中获益。针对这后一个条件，研究者表述了不同的观点，在对这些观点分析后，可发现存在下述基本倾向：经验-理论倾向，行为倾向，哲学-批判倾向。这些倾向并不相互排斥。经验-理论倾向主要是启发性的，人类行为学倾向制定行为的战略，哲学-批判倾向要形成明确的认识，并据以制定实践规范。博物馆学领域的哲学-批判倾向与经验-理论倾向及行为倾向有密切联系。

合理性

经验-理论倾向的研究目的是真实的合理性，即现实中各种现象间的重要联系，其结果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力图在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中理解博物馆现象。其作用主要是启发性的；行为倾向关注于机能的合理性，即为实现事先制订的目标寻求适宜工具（方法、技术、程序）的能力。其结果是应用性的，为特别具体的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在论及博物馆时，可将博物馆区别为文化内涵与结构形态。文化内涵涉及价值、规范、意义和职能，即博物馆是机构；结构形态涉及部门设置、职务等级，即博物馆是组织。结构形态特点反映着机能的合理性，而文化内涵则反映了真实的合理性。博物馆的经验-理论倾向关注文化内涵，而博物馆学的行为倾向强调博物馆学现象的结构形态。

上述两种倾向并不排斥对方。正如索夫卡所说，博物馆学的目的是调查、分析和研究博物馆及其实践活动，并抽象出一般性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组织成为博物馆学理论。这一理论有其研究方法、专业术语、研究对象、博物馆学研究方法，为博物馆工作提供方法，解决博物馆的问题，并构建不断演进的基础（索夫卡，1980）。布尔考则是机能合理性的代表，其主要观点是博物馆学知识的实质应是实用主义的，“……博物馆学描述了博物馆是怎样形成为当前状态的，规定博物馆为社会的利益而应做些什么（伦理），并确定博物馆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布尔考，1983）。布尔考的实用主义博物馆学看起来如同一部规范，它也可被称为“理想的组织”。但是，布尔考的理论具有实践的本质，或至少意味着实践。他反对价值标准。贝内什也强调博物馆学的技术性本质：“在特定条件下运用一般博物馆学，并不会考虑博物馆的基本特性，只能以改变了的实用形式去适应已有的手段和社会需求。……对令人厌恶的利用博物馆反对国家利益的担心，不应在博物馆学中强调（但可作为完善文化政策的内容）”（贝内什，1988）。同样，德瓦莱也认为应将博物馆学（理论的和实用的）与社会-政治力量区别开，社会的政治力量有时会误用博物馆以实现其意识形态的目的（德瓦莱，1988）。

科尔夫不同意博物馆学是哲学范畴的独立学科的观点，他认为博物馆学是“应用性理论”，这是由于首先博物馆反映着博物馆工作，其次支持博物馆工作的发展，再次使博物馆工作更臻完善，换句话说，科尔夫强调行为倾向的主要观点。

依据其理论与应用两分法博物馆学，斯特兰斯基认为理论博物馆学科区分为三个知识层面：经验的，理论的和哲学的知识（斯特兰斯基，1983）。最基础的是经验性知识，斯特兰斯基认为经验知识并不等同于感性知识，尽管也是基于事实，但经验知识反映了概念系统。通过概念系统，我们才能接触到理论性知识。一些在经验领域无法把握的模式可在理论范畴得到确认和分析。哲学性知识层面则主要关注博物馆学的基础和更高程度的总和。

经验-理论倾向与行为倾向之间存在的差异与格卢津斯基的假设与真实博物馆学理论的差异有直接的关联。在现阶段（真实博物馆学），实践性内容占了上风。他认为博物馆学的行为倾向反映了博物馆活动的机械性概念（博物馆是工具），使博物馆学研究脱离涉及博物馆基础及功能的问题。博物馆学行为倾向的研究和阐释是其假设博物馆学的主要任务。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博物馆学的最主要贡献只能是遵循经验-理论倾向的方向。博物馆学只有在经验-理论研究层面开展工作，才能发挥完善实践工作的效能。其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内乌斯图普尼，斯特兰斯基，鲁西奥，马罗耶维克。

哲学-批判倾向

博物馆学的第三个倾向是批判性的社会倾向。斯特兰斯基用“学科倾向”取代“认知倾向”（斯特兰斯基，1988）。这一观点认为大多数博物馆学学者采取不承担责任的态度（绍拉，1991）。这一批评针对着博物馆、博物馆专职业务和博物馆学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博物馆应发挥更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成为“学科倾向”学派主要观点的基础。

对传统博物馆学进行了最具说服力批判的学者是克罗地亚博物馆学学者托米斯拉夫·绍拉。考虑到环境恶化和全球化导致的诸多问题，传统型博物馆（尽管有些看起来很现代）只是一座“空虚的神庙”（绍拉，1992），传统型博物馆以藏品为中心，追求技术的完美，无法满足新的需求。作为理论工作者，博物馆学学者常帮助改革者关注于应用性的结果。绍拉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新的哲学，即新的学科倾向。据此，战后博物馆学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是一种非常规范的理论，以价值观为主导，并形成较严谨的规则体系。新博物馆学与批判博物馆学则倡导一种新观念，而不是规则的应用。理论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而不仅仅确定系统化工作和使工作系统化的框架。博物馆学中的哲学-批判倾向与“博物馆工作革命”有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博物馆学

人们可能会质疑是否一个博物馆学学派能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斯特兰斯基认为存在着一个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这在他提出的关于编制博物馆学术语词典的建议中反映出来（斯特兰斯基，1988）。这一提议遭到霍夫曼的质疑，他认为并不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博物馆学（霍夫曼，1988）。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可以看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学学者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博物馆学研究目的上。在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的代表是拉兹贡（苏联）和施赖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斯特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也在某种程度上归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学派。拉兹贡明确指出，公平只是资产阶级的杜撰，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拉兹贡，1977）。博物馆是意识形态工具，必须由共产党控制。扎克斯在一本关于博物馆展览的工作手册中扼要阐述了这一观点：“苏联博物馆展览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展览的意识形态必须得到清楚的表达，展品的选择和组织，以及展品的阐释都必须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必须从共产党的角度反映历史或现实的事件和现象，必须完成共产主义教育任务”（扎克斯，1980）。为此，博物馆学必须服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博物馆学是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资产阶级博物馆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施赖纳，他认为博物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特定理论基础内容的发展，实践工作的规则和程序的系统化，……这样，博物馆学成为博物馆工作的向导，具体业务的向导”（施赖纳，1985）他的表述似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观念色彩，但我们要注意施赖纳在博物馆学界中的位置是由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决定的，并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就像“新博物馆学”那样。

东柏林博物馆学研究所认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与博物馆的关系，以及博物馆特殊的科学和文化任务。博物馆学研究的目的是推进社会主义博物馆的发展，正如施赖纳说的：“（在阶级社会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博物馆学具有阶级的属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植根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博物馆学具有阶级属性，这意味着它是由利用它的阶级规定的。具体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学应有助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美国博物馆学学者布尔考对博物馆学的阶级性提出反对意见，当然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布尔考认为：“如果每一个政治体系……构建自己的博物馆学，这将损害作为整体的博物馆行业，将使我们很难理解共同的基础。对全世界的博物馆工作者来说，接受只有一个普遍性的行业和一个普适性的博物馆学这样一种认识可能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布尔考，1983）。布尔考认为博物馆学应远离意识形态，他也注意到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的工作目标不是）教育，而是向公众传布马克思主义”（布尔考，1981）。在西方国家，“服务社会”意味着给民众他们所需要的，并与博物馆明确的教育本质相联系，而不是由政府决定民众应接受些什么（布尔考，1983）。布尔考的批评不堪辩驳，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并不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学研究也不能脱离意识形态。

毋庸置疑，布尔考等博物馆学学者的观点对西方博物馆学者接受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是一个专业学术团体，以及接受博物馆学是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影响。布尔考的言论反映了许多人的看法，认为国际范围的博物馆学讨论通常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学学者也支持这一认识。但是，当欧洲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后，最富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博物馆学学者或者退休，如Hohus， 雅恩，或者去世了，如拉兹贡，施赖纳。

新博物馆学

“新博物馆学”一词至少在不同的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见于博物馆学文献中。Benoist1971年在谈到20世纪早期艺术博物馆以疏朗、中性的方式陈列经选择的艺术品的发展历程时使用了“新博物馆学”一词，即“博物馆现代化运动”。美国学者米尔斯和格罗夫1958年在De Borghegy主编的《现代博物馆与社会》一书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一词汇。1980年，德瓦莱将“新博物馆学”一词介绍到法国，当时他应邀为《通用百科全书》撰写“博物馆学”条目。1989年，彼得·维古编辑出版了《新博物馆学》，从而将这一词汇介绍到英国。这一词汇总是与博物馆教育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当代博物馆实践被认为是落伍的，博物馆行业的态度受到批判，博物馆行业被要求在新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

法国的“新博物馆学”概念逐渐成为博物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这一词汇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组织的专用词汇，这就是“新博物馆学与社会实验”学会和“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新博物馆学与社会实验”学会于1982年在法国成立，该组织集合了新博物馆学的支持者，对博物馆管理人（curator）、艺术博物馆和巴黎各博物馆的主要职能进行批判。“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成立于1985年，其成员主要是不满意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政策的一些学者。

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支持者不满意“博物馆学构成的整体性，变革构想的肤浅性，认为实验或观点是所有人的责任而使其边缘化”（梅兰德，1986）。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博物馆滞后于在世界性危机和评估全人类行为的环境中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新博物馆学并不是要创建新的博物馆，它的目的不是要更新博物馆组织，而是要从全新的角度看待社会发展，即将人民作为考虑的中心。传统型博物馆被认为是基于控制的，如同“清规戒律的学校”。藏品必须被“去神圣化”。

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背景下，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组织章程体现了下述的一般性特点：

·它们的任务是使居民具备更完善的自我知识和更全面的理解其生存条件；

·博物馆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特性，在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对人进行考察。有鉴于此，“环境”和“关联”（context）的概念是最基本的；

·博物馆学研究的活动、方法和实践都应切实地参与到公众中去；

·博物馆学研究应具有灵活和去中心结构的特点以适应当地环境和居民特点。

在新博物馆学中，博物馆学研究目的是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而确定的，这被称为社区博物馆学，博物馆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强化（文化）特性的感知推动特定社区的发展，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开展遗产的展示和保护活动。鉴于社区对消极自我反映影响的关注，提供积极反映是非常必要的。应在社区发展的背景下将遗产作为资源来认识和保护；社区居民自己来保护自己的遗产，这被称为公共博物馆学。此外，博物馆不被局限为只是一座建筑，它能够在任何地方，可以是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在特定区域内的任何地方，基于这一认识，生态博物馆出现了，并产生了生态博物馆学。

“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意识到“新”的相对性。需要明确，在“新博物馆学”的条件下，“新”并不能只被理解为通过现代的研究、登记、管理、经营等方法使博物馆现代化，而是与博物馆的工作目标、态度和创新精神相联系。大型城市中的综合博物馆与城郊乡村社区中的地方博物馆是不同的，但这些博物馆都应承担起更积极的社会-文化任务，特别是那些地方博物馆更要摆脱规则、组织机构和财务依赖的束缚。

批判博物馆学

与其他相关文化领域比较，博物馆学的批判传统显然要落后的多。“批判博物馆学”一词最早由琳内·蒂彻使用，用于表述被荷兰瑞纳瓦德特学院接受的博物馆学倾向的特点。另外，霍斯关于博物馆学学者必须为“批判性博物馆”而努力的声明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所谓“批判性博物馆”是要对神话、国家历史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问题（霍斯，1986）。

“批判”一词与“新”一样缺乏一致的用法，且“批判”与“新”的区别也不明确。在英国，“批判性博物馆藏品管理（critical curatorship）”看来与“新博物馆学”的一般性原则相类似。这一词汇反映了激进的新博物馆藏品管理实践，强调非专家型观众的参与。但是，当新博物馆学中的社区博物馆学强调积极的反映时，批判博物馆学则强调批判的反映。例如，作为工作重点的变换，艺术品研究人员有必要考虑诸如检查制度、种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问题。

在美国，“批判”一词也与博物馆工作联系在一起。戴维斯和吉布强调历史博物馆传授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戴维斯、吉布，1988）。但是，他们所说的批判态度更多地反映在博物馆的目标上，而不是博物馆的业务策略。不过，传授批判性思维的先决条件是博物馆自身应具有批判态度。据此，苏珊·皮尔斯认为后现代物质文化研究与作为批判性文化理论的博物馆学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她认为，对全部博物馆现象的批判性评估是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

（原文为作者1992年在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的博士论文的第五章。译文略去原文中的法、德引文及参考书目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