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经济学与机械钟：技术如何影响我们这个社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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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天人类的飞行器布满宇宙，也许只是因为200万年前某个智人抬头看了一眼星空。你以为你熟悉这个故事，其实你知道的只是结果。

是什么样的技术让人类一路走到今天？新的技术又会带我们走去哪里？技术如何重塑这个社会？人类推动技术发展的源动力又是什么？这篇长文试图用一些有意思的科普给出一个答案。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原来今天我们很多人能拥有工作，而不是沦为一个被铁链绑着的农奴，只是因为有人发明了一个小小的玩意：机械钟。

在过去一百年里，人们一直在为公司工作。而且按照历史标准来看，是为那些「大公司」工作。

我们许多人住在郊区，每天早上开车进城，去大型办公写字楼里工作。这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似乎一向如此。但并不是。1870年，美国有近50％的人口从事农业。[1] 截至2008年，这个数字只剩下不到2％，剩下的人都在为“公司”这种新出现的组织工作。[2]

90年代，许多互联网先驱认为，互联网让人们可以在一个庞大开放的网络上进行交流和协作，从而会打破公司这种组织。这似乎很明显：工具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的崛起，即使不是爆炸性的，也是持久性的趋势。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谈论起“公司的死亡”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跟以前不同吗？

为了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或不可能）不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科斯经济学和机械钟的历史。

在1937年的论文《公司的本质》中，经济学家RH科斯问道：“如果市场真的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么有效，为什么企业还会存在呢？企业家为什么要成立公司而不是直接去市场上雇佣承包商，以外包的方式来完成每项需要完成的任务？”[3]

如果一个企业家雇用员工，不管员工有没有在工作（比如上班时间在摸鱼），老板都要为员工支付工资。但外包只按他们实际做了多少事收钱。当公司和市场进行互动的时候——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供应品、向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公司内部的员工是被隔离开的，每次被要求做新的事情的时候，每位员工不需要重新和老板协商自己的报酬。但是，为什么不呢？

科斯的答案是交易成本。外包一项单独的任务，可能比把某个人留在工资单上来得更昂贵，因为每项任务都会涉及到交易成本。

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自己回复电子邮件，而是外包了一位比你更擅长处理邮件的承包商，让他帮你回邮件，每一次你都需要重新找外包，这都需要花费一些成本。一旦找到了这个外包，你还必须和他们讨价还价，就收费价格达成一致，然后让他们签订合同，这样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完成工作，你就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

杜克大学经济学家迈克芒格把这种交易成本划分成了三种类型：（1、测量成本：指的是找到和衡量一项服务的质量的难度有多大；（2、转移成本，指就商品或服务的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有多大；（3、信任成本，你的交易对手是否值得信赖，如果违约，你能不能索赔他们。

当然，你完全可以自己回复电子邮件，或者像一些高管那样，聘请一名全职的行政助理。虽然行政助理没有24小时一直在工作，但请一个员工也比为每封电子邮件（或者每天）雇用一个外包来得更好。

科斯的论点是，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公司能够从内部干完一件事中受益，而不用因为找外包商讨价还价、签订并执行合同而产生交易成本，公司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公司会不停的扩大或者缩小，直到公司「在内部解决一件事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外包这件事」的成本。

交易成本越低，市场效率就越高，小规模的公司就会越多。

在一个市场非常高效的世界里，很容易找到衡量事物质量的方法（测量成本很低），讨价还价和支付也很容易（转移成本很低），同时你可以很容易地相信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信任成本很低）。

在那个世界里，公司的最佳规模是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你没有什么理由创建公司，因为创业者完全可以从市场上一次性购买所需要的任何东西。[4] 大多数人也不会有全职的工作，他们会为外包合同灵活地工作。

消费者需要拥有的东西也很少。如果你一年两次的野营旅行需要一个榨汁机，你可以快速廉价地租一个。如果你想带着你的家人一年两次去海滩度假，你可以很容易租到一座海滩别墅，只为你在那享受一两星期的日子。

另一方面，在市场效率极低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衡量事物质量的方法（测量成本很高），讨价还价和支付很难（转移成本很高），同时你很难信任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信任成本很高）。

在那个世界里，公司的规模往往会很大。从市场上购买东西是低效的，因此创业者会倾向于去雇佣更多的员工，把工资单变得越来越长。大多数人都会为大公司从事全职工作。如果你想带你的家人一年两次去海滩度假，你需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海滨别墅，因为在AirBnB这种共享市场出现之前，租用效率太低。

消费者需要拥有他们可能想到的所有东西。即使他们每年只使用两次榨汁机，他们也需要购买，因为租用的交易成本太高了。

如果经济结构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呢？

技术时代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

轮子的发明，马匹和牛羊的驯化——这些技术的发展，让更多的货物实现更远的运输，从而降低了转移成本。可以使用牛车而不是人力运送农作物的农民，在市场上就是可以卖出更便宜的价格，但仍然获得相同的利润。

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项技术）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成本。你基本是可以相信你的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的，因为大家彼此清楚，一旦他们违约，你拥有追索权。

还有很多其他技术的例子：标准化的重量秤、标准化的长度尺寸、帆、指南针、印刷机、有限责任公司、运河、电话、保修机制、集装箱、以及最近出现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

很难想象上面这些技术到底拥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的时候，这些技术大部分已经非常普遍了，以至于我们会认为拥有这些技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道格拉斯亚当斯说：“你出生时世界上已有的东西都是正常而平凡的，它们只是世界运作方式的一部分；在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发明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令人兴奋的和革命性的，你还会从中找到自己的职业；在你三十五岁之后发明的东西则是违背事物自然秩序的。”

为了了解技术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些我们都认为“正常而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机械钟。

你不敢相信的机械钟极简史

1314年，卡昂市（法国的一个西北部城市）安装了一个机械钟，底座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让时间拥有声音，让普通民众欢欣鼓舞。”『欢欣鼓舞』显然对时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但这个词并没有夸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对这个机械钟感到非常兴奋。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之所以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不是沦为封建制度里常见的奴隶或农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是机械钟出现后的直接结果。

在发明机械钟之前，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时间很难被衡量。罗马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日晷，而在中世纪欧洲，钟楼（也就是“时间”被敲响的地方）一直是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5]

钟楼可不便宜。在比较重要的大型的钟楼里，两个钟的大铃铛需要全天候服务整座城市，每个铃铛同时用来调校另一个铃铛。钟楼通常是由当地的行业公会资助的，这些公会需要依赖钟楼的时间来告诉他们的工人什么时候必须开始工作，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回家。

但这套系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首先，它很贵。想象一下，你必须和邻居一起筹集资金，专门雇用两个人全职坐在街道的塔楼上，按时响铃，在早上叫醒你。这实在太“奢侈”了。

另一方面，钟声每天只能为几个特定事件发出信号。如果你想和朋友一起组织一次午餐会，你不能要求钟楼专门为你敲钟。中世纪的钟楼尚未开发出午休的功能。

最后，日晷很容易遇到精确性的问题。像云一样普通的东西，就可以影响日晷，让它无法准确说明黎明、黄昏和中午的时间。

这个状况直到14世纪和15世纪才发生改变。那时欧洲主要城市里的昂贵的钟楼终于迎来了一次时髦的升级，这次升级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机械钟。

机械钟最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擒纵器，也就是“卡子”。

擒纵器把能量传递给钟摆，以此弥补摩擦损失的能量，让机械钟保持准时。摆锤的每次摆动都会释放擒纵器齿轮的卡子，让时钟齿轮能够前进或“逃逸”一定的量。这会使时钟的指针以稳定的速度向前移动。[6]

早期机械钟的准确度，大概每天需要加上或减去10-15分钟的时间，其实并不比当时的水钟更好，也不比沙漏更准确，但机械钟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什么？

机械钟的自动响铃功能，意味着每小时敲击时钟的成本更低，这使得安排新的事件变得更容易，你可以根据钟声安排午休或者下午开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在黎明、黄昏和中午这三个固定的时间点。
机械钟比替代方案更容易达成共识和信任，这使得所有人都更有信心，因为被敲响的时间是准确的。（以前工人们常常怀疑雇主会贿赂或胁迫钟楼工人晚点敲钟，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但这对机械钟来说不可能。）

通过钟楼广播的机械钟，提供了公平的（较低的信任成本）和同质化的 [7]（较低的转移成本）时间度量。钟楼上每个小时的长度，可以被人们信任，是和另一个小时的长度相同的。

现代经济中，大多数工人根据时薪来赚钱，无论结算的时间段是一小时，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这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我们拥有让雇主和雇员都达成共识的时间测量工具。如果你雇用某人帮你清洗车库一小时，你可能会和他们争论车库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但是你们双方都可以很容易地确认洗车工到底有没有在车库里待满一个小时。

在机械钟出现之前，奴隶制和农奴制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测量超过日出和日落的时间的交易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工人需要被锁在主人的家里。[8]

有了机械钟，雇主可以使用升职、加薪和解雇来激励员工在工作期间提供更优质的服务。[9]

在基于时间工资而不是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生产关系里，工人可以有所选择。如果一个才华横溢的铁匠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更高的时薪，那他可以跳槽为那个老板工作，因为现在有了一个客观的同质化的时间衡量工具，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易。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对双方来说，是主要生产力和生活质量都得到改善的双赢之举。[10]

而且逐渐浮出水面的是，机械钟开辟了全新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力类型，这些类型在机械钟出现之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把上面列出的所有技术——标准化的重量秤、标准化的长度尺寸、帆、指南针、印刷机、有限责任公司、运河、电话、保修机制等等——逐一拿出来，对其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最终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进行类似的分析，最后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我们把它称之为「协作可扩展性」的增加。

协作的可扩展性

“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常识。在所有书本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时都会重复提到，我们应该培养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事的习惯。但情况恰恰相反。文明取得进步的方式，是通过扩大那些我们可以不假思索、无脑执行的重要事情的数量，而向前发展的。”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大约7万年前，人类有6到10种同源物种。当然，现在只剩下一种：智人（Homo sapiens）。为什么智人比其他物种更胜一筹，比如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智人因为协作能力而占了上风。通过增加大脑新皮层的容量，使协作成为可能，这让我们能够在大群体中一起工作，而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个体。相比一个人去狩猎，群体可以更安全、更有效地捕猎和摧毁更大的猎物。[11]

智人的大脑已经证明能够发明其他外部结构。通过扩大我们可以依赖的其他人的网络，这进一步提高了协作的可扩展性。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具是“语言”。但除了语言，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其他的工具，包括机械钟。

大脑容量的增加使我们这一物种经历了四次协作革命：新石器时代，工业时代，计算时代，区块链时代。

新石器时代：分工的出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到「农民」的转变开始的，也就是人类成为农民的那天。

狩猎-采集者时期，人类的协作，可扩展性仅限于乐队那样的规模，范围从15人到150人之间不等。[12] 通过专业分工化和城市的形成，人类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向农业社会，从而改变了这种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

农业意味着人们可以第一次积累财富。农民可以节约多余的作物以便以后食用，或者把这些富余的东西用于农业设备、篮子或装饰品的生产。但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这种财富突然值得被偷窃，因此农民需要捍卫自己的财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通常由受到曼瑟尔·奥尔森所谓的“固定土匪”保护的农民群体组成，这些固定土匪基本上是军阀。[13] 这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分工专业化。农民积累财富并向军阀支付一些保护费。但即便如此，除了农民和军阀这两种角色之外，仍有还有一些人没事干，这使得其他个人进一步衍生出了其他的专业化分工。

一个拥有10,000人口的城市，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一个拥有10,000人口的城市，也让出现各种各样的专家成为了可能。

协作的可扩展性，从150人增加到了数千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到了数万人。当然，这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称农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14] 它导致了个人生活质量下降：寿命缩短，营养状况恶化导致身材变小，疾病也更加普遍。

但这种转变显然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分工专业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力，采用这种转变的群体，主导了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群体。特别是军事专业化后的规模经济势不可挡。狩猎-采集者将无法与之竞争。

在新石器时代，国家是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

工业时代：分工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随着城市和国家的诞生，一种新技术开始出现，而它进一步增加了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钱（货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道路大致也和欧洲类似。

公元前630年左右，吕底亚国王意识到需要一些小型的易于运输的硬币，这些硬币的价值不超过几天时间的人力价值。他们把一些锭子制做成了标准尺寸，大小和指甲差不多，重量相当，并在硬币上盖上狮子头的徽章。

这种硬币消除了商业中最耗时（和最高交易成本）步骤之一：每次交易时都需要把金银承重。于是，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硬币的数量，而不必担心对方作弊。

在发明硬币之前，贸易仅限于大型商业交易，例如购买一群牛。由于硬币促进了转移成本的降低，吕底亚人开始交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谷物，橄榄油，啤酒，葡萄酒和木材。[15]

可以突然被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直接导致了另一项创新：零售市场。

以前，买家不得不去他们需要的卖家家里买东西。如果你需要橄榄油，你必须走到卖橄榄油的女士的家里才能得到。随着造币之后开始增加的贸易量，城市里逐渐出现了一个中心市场。小摊位排列在市场上，每个商人都专注于（因此可以更有效地生产）特定的食物，肉类，谷物，珠宝，面包，布等。你不必去橄榄油女士的家里，当你在市场时你可以去找她，你还可以去面包师的摊贩上购买面包。

来自吕底亚的零售市场引发了希腊的集市，欧洲的中世纪市场广场，郊区的购物中心以及最终的“网上商城”——亚马逊和谷歌。虽然早在7世纪公元前吕底亚市场就已存在，但它们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6]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详细描述这种世界市场化的影响的人。市场使得促进政治单位之间的分工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单位内部。不同的政治实体可以进一步划分劳动力，而不是每个城市或国家制造所需的所有商品。协作的可扩展性开始跨越政治边界。

回到科斯的经济学理论来，公司将不停的扩大或缩小，直到“制造”等于“购买”的成本。在这个工业时代，交易成本使公司行政和管理协作的成本（制造）比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协作成本（购买）更有效率，导致大公司的崛起。

工业公司相对于“手工作坊”而言，最主要的效率增长来源于使用大规模生产技术。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只有当他们能够在整个供应链中建立起同一套标准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测量的交易成本可以细分为「搜索」和「衡量」：公司需要找到供应商，并能够衡量供应商的商品或服务质量。

在工业早期，供应链极为分散。通过将所有所需部件带入公司，一家大型垂直整合公司可以更高效运作。[17]

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和1870年代，卡内基公司购买了矿山，以确保能够可靠地获得制造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焦炭。上游供应商不可靠而且不规范，卡内基公司可以通过简单地拥有整个供应链来降低生产成本。

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如此。通过将许多独立实体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和同一个协作系统内，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率。多单元的业务公司取代了小型单一单元企业，因为行政协作降低了每项任务的交易成本，实现了更高的生产率。规模经济蓬勃发展。

这种由市场联系的大公司系统大大提高了协作的可扩展性。大型跨国公司可以跨越政治边界，更有效地提供商品和服务。

在亨利福特的世界里，“制作”大于“购买”成本的差价非常大。1917年至1928年间，福特在底特律郊外的River Rouge建造了一座巨型工厂，一端接收铁矿石和橡胶，另一端将汽车送出。在工厂的巅峰时期，有10万人在那里工作。这些规模经济使福特大幅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使中产阶级拥有汽车成为可能。[18]

与卡内基一样，福特了解到，供应商网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并发展为可靠的合作对象。1917年，自己做所有事情是获得制造经济型汽车所需规模的唯一途径。

这种模式的一个隐藏含义是，工业企业需要巨大的启动成本。

任何企业家想要参与竞争，唯一的机会是从聚集大量资金开始。你需要建立一个大型且高效的工厂，才能与福特公司竞争。

对于工人而言，这意味着某个专业角色的人，比如电气工程师或者承销商，不会为小型企业兼职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生产商品的最有效方式是在大型组织内，专业工人可以通过在大型组织内工作获得最大收益，无论是福特、AT＆T还是大通银行。

在工业时代的巅峰期，有两个主导机构：公司和市场。

公司内部的工作允许更大的组织和专业化，在高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经济效率更高。

市场则更混乱，组织更少，但也更具激励性。亨利福特与市场接触，并且比他的任何工人都做得更好，于是其他的亨利福特并没有多少竞争空间。

但这个现象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消失。福特不再将铁矿石和橡胶作为工厂的投入，而是拥有了庞大的上游供应商网络。[19]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和制造，现在发生在汽车公司最终组装和销售的长供应链中。

一个原因是供应商网络变得更加标准化、更加可靠。福特现在可以比自己制造更有效地购买滚珠轴承和刹车片，所以他也确实会这样做。供应链中的每家公司都专注于自己最了解的事情，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改进自己的专长。

到19世纪80年代，在内部冶炼焦炉要比从第三方购买花费更多的钱，所以卡内基卖掉了焦炉并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以更加标准化和可靠的生产技术形式降低交易成本，使得福特和卡内基公司逐渐萎缩，正如科斯的理论所暗示的那样。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您想借助合作公司和供应链网络来制造汽车，你必须能够协调他们彼此的工作。显然，更广泛地利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你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计算机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是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会存在的根本理由。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20]

计算时代：软件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计算机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软件和网络，促发了另一种新的经济逻辑，由更低的交易成本所驱动。

亚马逊，Facebook，谷歌，Uber和Airbnb等互联网整合商，降低了其平台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对于这些平台受影响的行业，“制造”和“购买”之间的界限转向了“购买”，“拥有”和“租赁”之间的界限转向“租赁”。

首先，这是通过降低测量成本（寻找和衡量服务质量的难度）和转移成本（讨价还价、就商品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来实现的。

测量成本下降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使得Uber和Airbnb等服务成为可能。另一个是经济日益数字化。数字商品更容易找到（想想谷歌搜索与去图书馆或打开黄页相比）和更容易衡量的服务质量（我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访问我的网站，以及他们在网站上呆了多少秒，本地报纸可没有这种测量工具）。

转移成本的巨大减少则是配对的结果：聚集和促进互利商业或零售交易所需的沟通与谈判。

以Yelp，一个非常流行的餐厅评论应用为例。Yelp允许像餐馆，咖啡店和酒吧这样的小型企业向极其有针对性的群体做广告：那些位置足够近、很快就能来到餐厅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搜相关词语的人。纳什维尔的一家烧烤餐厅可以只向那些在附近搜索“烧烤”和“烧烤”的人展示广告。这使得那些无法负担广播或电视广告的小企业能够吸引到自己的顾客。

用户线上评论的存在，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更可靠的评估餐厅的方式。

包括亚马逊，Facebook和Google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通过创建市场和创造一套标准化的市场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新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支持。[21]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是“租赁经济”。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也是“租赁经济”。大多数好处都是由于交易成本降低而导致新市场出现的结果，这使得消费者可以租赁而不是拥有一件商品，包括“租用”一个人的部分时间，而不是全职雇佣。

成为Uber司机比成为出租车司机更容易，成为Airbnb主人比成为酒店老板更容易。让你的产品进入亚马逊比沃尔玛更容易。在Yelp，Google或Facebook上宣传小型企业，比在广告牌、广播或电视上宣传更容易。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产品设计师面临着在本地进行销售（通常市场规模太小）或者试图把商品上架到沃尔玛上（没有大量资金和资源又是不可能的）的选择，或者只能为已经在沃尔玛分销产品的公司工作。

在互联网上，他们可以在第一天开始就在全国或全球分发自己到产品。亚马逊和Google搜索引擎结果页面的“货架空间”比沃尔玛的货架空间更容易获得。

因此，某些高度专业化角色的人员可以完全独立于公司工作。产品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并在线上建立平台（如果是实体产品，主要是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并且有可能在公司内部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

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取决于他们销售的产品数量。聚合平台和互联网能够降低历史上那些导致小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效率低下、甚至无法生存的交易成本。

最终的结果是，在受互联网影响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型聚合商的行业结构和小企业的长尾效应[22] ，它们能够使用聚合网络来实现以前无法到达的细分市场。虽然没有多少城市的高端猫家具零售店具有经济意义，但在谷歌或亚马逊上，这些店确实存在，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来源：stratechery.com

对于这些行业，协作的可扩展性要大得多，这一点可以从微型跨国企业的出现得到体现。只有六个人的企业，也能在中国生产产品，在北美分销产品，雇用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人。这种外包及其创造的经济效率，以前是只保留给大公司的特权。

因此，消费者从大型聚合商和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中获得了更便宜、更个性化的产品。

然而，租赁经济仍占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在很多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行业准备好进行市场化的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只是未来几十年要做的一小部分。

然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一个被芒格称之为“明天3.0”的世界。你需要在你的新公寓里挂一些架子，你在手机上打开了一个APP，然后点击“租用钻机”，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拿起一把钻头，用一个受键盘保护的吊舱，把它送到你的公寓外面。一旦你使用完成，你就把钻头放回到吊舱里，它向附近的另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发送信息，把钻头送回去。租金的费用是5美元，远低于你自己去购买一个电钻。当然，不仅限于钻头——你还可以租用锯子、榨汁机、面包机或油炸锅。

你什么都不拥有，但你几乎可以使用任何东西。

你和你的邻居都有工作，至少在传统意义上是这样的。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班次或者客户工作，也可以管理一些小型企业。在你完成货架钻孔后，你可能会坐在您的计算机上查看哪些工作机会是开放的，并且在设计新图形或为客户完成月度财务报表时，再工作几个小时。

在这个世界中，测量成本和转移成本急剧下降，导致租赁费用高于消费者购买的费用，按需工作的报酬高于全职工作。

这是一个我们正走向前去的世界，而且它并不要求我们先取得任何重大的技术突破。

但是信任的交易成本呢？

在计算机时代，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是低信任的行业。如果您从亚马逊订购的睡眠面膜没有想象中的质量高，那也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但那些信任至关重要的领域呢？

让我们进入另一个阶段：区块链时代。

区块链时代：市场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信任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是货币。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考虑法定货币[23]不值得信赖的可能性，因为这在我们有生之年内从未发生过。但对于那些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包括重大的货币贬值，相信你的钱明天和今天的价值大致相同可是一件大事。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公民更快采用了比特币作为储蓄工具，因为他们的经济历史让抗审查的价值更加明显。

由于管理不善，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从1973年到2017年平均为32.42％。阿根廷的情况更糟; 1944年至2017年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200.80％。

北美和欧洲的故事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货币政策一直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全球大部分货币政策控制权汇集到了美国手中。欧洲大国也加入，部分原因是美元受到黄金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受到金矿开采的物理定律和地质学的制约。他们无法以更快的速度扩大货币供应量。

随着尼克松在1973年放弃黄金标准，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控制已经转移到了历史上一小部分中央银行家和政治金融领导者手里，不再受到黄金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今天美元的价值是基于信任的。金库中没有足够的金币可以支撑你口袋里美元的价值。今天大多数法定货币都有价值，因为市场相信，负责美国货币政策的官员会负责任地管理这些货币。

正是在这一点上，关于货币政策的辩论变成了一个群体的想象，想象一小群精英权力的经纪人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坐在宽大的皮革沙发上，周围是昂贵的艺术品和桃花心木书架，抽着雪茄，出于不为人知的金融动机，反对人性。

另一个群体，理所当然地，指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体系下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并坚持另一个群体是庸俗的阴谋论。

政治科学教授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理解基于黄金的货币体系与基于法定货币的货币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是一种比独裁统治更好的政府形式，不是因为总统胜过独裁者，而是因为总统的代理权和权力比独裁者少。”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把这个观点称之为选择理论。选民代表了在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数，以及权力分配的程度。独裁统治的选民往往非常小：他们是独裁者和独裁者的亲信。而民主选民往往数量更大，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选举他们的选民。

从历史上看，选民的规模，影响了政府系统的效率和稳健性之间的权衡。我们称之为“选择谱”。

独裁政权可能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因为它不需要让很多人参与决策。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加强大，但却以效率为代价。

保守党和进步人士都哀叹他们当选的代表做得太少，但又很高兴地看到对手完成得更少。一个单独的人拥有无限权力，可以比一个存在互相制衡的政府做多得多的事（无论事情好坏）。政府长期的健康程度意味着在稳健性和效率之间的取得平衡。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不能太大，否则无法做任何事；也不能太小，否则一个或一小部分的个体就可以劫持政府来谋取私利。

中心化的效率和去中心化的稳健性之间的这种张力，存在于许多其他领域。企业试图平衡决策者的规模，使其足够大，以便有一些问责机制（例如董事会和股东投票），但也不能太大，以至于无法在市场中竞争——最终的方式是把大多数决策权集中在CEO的手中。

我们可以通过选民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货币体系和互联网巨头。在这两个领域，过去几十年的趋势是，大型选区的稳健性已经被交易掉，以提高小型选区的效率。[24]

一些人——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国家领导人，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大型金融实体的领导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市场和政治，甚至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以效率为名的集中化有时会导致长期的反馈循环，并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

另一种说法是，在短期内看似有效的大部分东西可能效率不高，它在某处隐藏了风险，从而产生爆炸的可能性。一个数量太多的选民区往往在短期内效率较低，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加稳健，从而使其在长期内更有效率。这是一个关于乌龟和野兔的故事：缓慢而稳定可能会失去第一站，但最终也许会赢得比赛。

一开始，比特币出现了

2008年10月，使用化名中本聪的匿名个人或团体向密码朋克邮件组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介绍了一个名为比特币的新系统。论文的开头总结了这套系统：

“我们提出了一种不依赖信任的电子交易系统”

当这个系统在2009年1月后的几个月上线时，中本聪在创世区块中写入了“泰晤士报”当天的头条标题：

“泰晤士报03 / Jan / 2009，财政大臣面临给予银行第二轮救助”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中本聪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最可能的解释是，中本聪正在反对由负责货币政策的小型机构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决策。

中本聪将比特币设想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货币体系，而不是单个人控制下的更大的决策组织，不依赖于个人影响力的决策。

但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呢？纵观历史，个人对其国家货币政策表示反对的最常见方式是将货币换成黄金、白银或牲畜等一些商品，他们认为这些商品的价值会高于政府发行的货币。

特别是黄金已经被用作近6000年的货币形式，主要原因之一是：库存流量比。由于黄金沉积在地壳中，因此开采起来非常困难。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发生了不少的技术变化，但这依然意味着，在特定年份（流量）开采的新黄金的数量平均为黄金供应量（所有库存）的1-2％，这个比率的变化在不同年之间非常之小。

结果就是，黄金总供应量从未超过每年1-2％。与委内瑞拉32.4％的通货膨胀率和阿根廷200.80％的通货膨胀率相比，黄金的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而且更具可预测性。

从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黄金或其他商品形式的货币有更大的选择，并且比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更强大。就像民主中一大群利益相关者限制了任何一个政治家的行为，黄金的地质属性也限制了政府及其货币政策。

这些限制是“好”还是“坏”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已成为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出现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反应之中。他认为对黄金标准的承诺加重了大萧条，各国政府应该管理货币政策来软化市场天然的周期性。

奥地利和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人类行为过于特殊，无法准确地用数学建模，而且政府干预越少是越好的。干预的尝试可能会破坏稳定性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从长远来看，对黄金标准的承诺最不会作恶。

这些不同的学派，本着诚意，代表了对选择谱理想范围的不同看法。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通过让政府官员更好地控制货币政策而不必牺牲太多的稳健性，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奥地利货币主义者则相反，认为任何短期效率收益实际上都会给系统的长期健康带来巨大风险。

作为一种货币，比特币具有许多类似黄金的特性，体现了更接近奥地利货币主义理想货币的观点。首先，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比特币会被创建——2100万个——也知道这些币将被创建的速度。与黄金一样，想要改变这一点的能力超出了单个或一小组个体的控制范围，使其具有可预测的库存流量比，也让比特币极难发生通货膨胀。

与黄金类似，比特币的核心协议在稳健性方面和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权衡。[25]

然而，比特币具有黄金缺乏的法定货币的两个关键属性：它很容易分割和运输。新加坡有人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1/100的比特币送到加拿大某个人手中。想要发送金条的1/100则会有点棘手。

在1998年出版的《编码宝典》一书中，科幻小说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想象出一种由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孙建造出的类似比特币的货币，他们希望为个人创造一种逃避极权主义政权而不用放弃财富所有权的方式。犹太人很难将金条带出德国，但如果他们所要做的只是记住12个字的密码短语呢？历史可能会有何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在稳健性和效率之间提供了更好的平衡。由代码定义的供应计划，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将低于黄金（使其更加强劲），而其数字性质又让它可以像任何法定货币一样，可分割、易于运输（使其更有效）。

利用经济激励对挖矿（工作量证明机制）和密码学（包括区块链）的巧妙组合，比特币允许个人参与一个既开放（如市场）又可协作（如公司）的网络，而不需要一个或一小组权力代理人维护，以促进协作。

换句话说，比特币是第一个从「由一小群类似公司的实体（中央银行）控制」转向「由市场驱动」的货币例子。加密货币所代表的是技术支持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创造货币。

无论比特币是否存活，潘多拉盒子现在已经打开了。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开辟了经济的新领域，这些领域最终又被市场所吞噬一样，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也可以被市场吃掉：金钱（货币）。

公共区块链的未来

比特币在电子货币形式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既值得信赖，又由大型群体而不是小型组织维护。

与此同时，有一群人开始怀疑，是否可以通过降低信任的交易成本，使用相同的基础技术，来开发其他领域的开放网络。[26]

一些货币极端主义者认为不能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比特币这样的公共区块链只会作为货币使用而存在，因为货币是信任最重要的领域，因此你愿意牺牲其他的东西来达成这种信任。逃离政治混乱的难民并不关心交易需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完成，需要花费10美元甚至100美元的手续费。他们关心的是，最难以被抓住的、具有抗审查能力的财富形式。

如今，比特币通过允许任何双方进行交易而不依赖于第三方信任中介，并允许处于不稳定政治局势中的个人，以最难以被抓住的形式存储自己的财富，从而增强了协作的可扩展性。

另一群人的思想则认为，比特币是具有大型群体选择的值得信任的账本的第一个例子，可能还存在能够模仿比特币的其他类型的分类账本。

货币只是一种账本。你个人银行账户中的余额，是所有交易清单（薪水，存款等）和所有交易（支付租金，杂货等）的剩余。当你把所有这些交易结算到一起时，你就获得了当前帐户的余额。

从历史上看，这种账本都由单个实体维护，就像你的银行一样。就美元而言，流通数量可以通过计算美国政府印刷和释放到市场的美元数量，以及已退出市场的美元数量来计算出来。

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被视为“账本”？

答案是“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政府和公司可以被视为一种账本：政府是一个保留公民身份，护照，纳税义务，社会保障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账本；公司是一个维持就业，资产，流程，客户和知识产权的账本。

经济学家有时将公司称为“契约关系”。公司的价值来自于这些契约以及契约在“公司账本”中的结构。Google与用户签订合同以提供搜索结果，与广告商签订合同让他们可以向寻找特定搜索字词的用户展示广告，与员工一起维护搜索引擎的质量。这个特定的合同账本最终非常值钱。

机械钟创造了全新的经济组织类型，它允许贸易在很远的距离上同步——没有机械钟，就没有铁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去车站？），也没有工业革命。机械钟创造了新的就业模式，让人们摆脱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27]

同样地，公共区块链使得人们拥有更值得信赖的账本，而无需通过中心化的公司来管理。通过降低信任的交易成本，这将让人们进一步转向“租赁”而不是“购买”。

企业家能够为任何需要该功能的人编写并发布有价值的软件。企业家将在他们的钱包中收集到用户的小额付款。产品设计师可以将他们的设计发布到线上，消费者可以立即将其下载到3D打印机上进行打印。[28]

在比特币存在的前10年，这是不可能的。使用区块链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降低信任的交易成本，但情况可能并非总是如此。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提议，允许在不损害比特币和其他加密网络提供的信任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类型的交易。

关于增大区块链扩展性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个派系，包括 Web 3 /智能合约平台/以太坊，认为在基础层上进行快速扩展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可以以最小的安全风险完成，而其他团队认为扩展性应该缓慢地进行，并且只在不牺牲区块链（比特币）的审查抵抗性的情况下进行。就像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货币主义者对货币政策观点之间的争论一样，这些观点代表了关于选择谱最佳权衡点的不同观点。但是，这两部分人都认为，在不牺牲太多信任的情况下，可以在使区块链更具可扩展性，取得重大进展。

公共区块链可以允许在没有聚合商巨头的情况下进行聚合。对于某些应用场景，像比特币这样的公共区块链，也许会让组织和协作受益于公司和市场，同时保持一个较大的选择群体。

最终，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是一系列重叠和相互作用的账本。

为了使账本能够运作，必须按照规则进行组织。从历史上看，规则要求统治者强制执行它们。由于网络效应，这些统治者往往成为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执行基督教规则，因此教皇是最强大的。

今天，Facebook控制着我们社交关系的账本。不同的精英群体控制着大学教育的账本和银行账户的账本。

公共区块链允许人们参与网络的协作和治理，而不需要一个小型的管理机构。

区块链可能会将市场引入到前所未有的社会角落。如果真的发生，区块链有可能取代以前由国王，公司和贵族运营的那些账本。他们可以将长尾的经济逻辑延伸到新的行业，并通过消除寻租行为和允许无需许可的创新，来延长供应商和生产商的长尾效应。

公共区块链让没有规则制定者的规则成为可能。它始于货币，但可能应用到企业的账本里，社会的账本里，最终可能会被应用到民族和国家的账本里。[29]

（完）

作者：Taylor Pearson

来源：https://www.ribbonfarm.com/2019/02/28/markets-are-eating-the-world/

翻译：橙皮书

致谢：Patri Friedman最先说出了“市场正在吃掉这个世界”这句话。

https://www.bls.gov/opub/mlr/1981/11/art2full.pdf
https://www.bls.gov/emp/tables/employment-by-major-industry-sector.htm
http://www3.nccu.edu.tw/~jsfeng/CPEC11.pdf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交易成本。为了回应科斯而被经常提到的是公司文化，几乎所有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同意这是公司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关于公司规模与交易成本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观点——文化只是另一种交易成本。
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ynch.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scapement
同质化程度是商品或产品的一种属性，指的是其个别单位是否可互换。例如，一盎司纯银可以与任何其他盎司的纯银互换，所以是同质化的。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他们是非同质化的：餐桌椅不能与折叠式椅子互换。
“计件付费”的模式似乎更公平，比如为一蒲式耳的苹果付费，对工作成果有更精细的测量。但这种模式有两个问题：一方面，劳动力的产出部分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和努力，也取决于工作环境的变幻莫测。在中世纪欧洲这样的社会中尤其如此，几乎每个人都在从事农业工作，但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也掌握不了下雨的技能。员工想要保险之类的东西，如果出现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他们可以得到补偿，而拥有更多财富和更多市场状况知识的雇主会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以换取更高的利润潜力。
对于工人而言，时间并没有包括其他成本，比如努力程度、技能或危险程度等。劳动者在危险的矿场工作会比在田地里要求更高的时薪。熟练的工匠可能要求比不熟练的工匠更高的时薪。
机械钟的进步对于从农场到城市的转变是必要的。日出到日落的自然时间是农民最有效的时刻表，因为夏季通常需要更多的农场劳动力，所以夏天更长的白昼对农民有用的。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工匠或其他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并不像季节那样受到影响，因此需要一个不受季节影响的值得信赖的时间测量工具。可信、可度量时间的出现，导致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因为城市里工匠类型的工作现在更加可行。
https://unenumerated.blogspot.com/2017/02/money-blockchains-and-social-scalability.html。我使用“协作的可扩展性”这个短语与Nick使用“社交的可扩展性”同义。一些读者认为社交可扩展性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因为这个词使他们想到的扩展社交网络。
150通常被称为Dunbar的数字，指的是由牛津大学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Robin Dunbar使用新皮质体积与总脑容量和平均组大小的比率计算的数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newyorker.com/science/maria-konnikova/social-media-affect-math-dunbar-number-friendships。15的最低数字则引自于Pankaj Ghemawat的世界3.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938736
http://discovermagazine.com/1987/may/02-the-worst-mistake-in-the-history-of-the-human-race
除了吃蘸有新鲜橄榄油的面包，喝新鲜的啤酒和葡萄酒之外，还想做什么呢？
来自Jack Weatherford的“金钱史”。
它还允许他们挤出供应链中不同地方的竞争对手，使他们退出业务，标准石油公司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最后被反垄断立法分解。
http://www.paulgraham.com/re.html
迈克尔芒格的明天3.0
http://www.paulgraham.com/re.html
在市场和公司之间的交叉点上，有很多东西，甚至是互联网之前的东西，比如政府承包和招标的批准供应商拍卖市场，但它们主要是非常高的票价项目，可以吸收更高的交易成本。互联网将这些显着的门槛降低到5美元的出租车里。
长尾是这样一个概念，WIRED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用来描述在“地理暴政”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小型小众企业的扩散。https：//www.wired.com/2004/10/tail/
来自维基百科：“菲亚特货币是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通常由政府监管来确定为货币。菲亚特货币没有使用价值，只有政府维持其价值，或者因为参与交换的各方同意其价值而具有价值。“相比之下，”商品货币是由一种商品创造出来的货币，比如贵金属或者黄金。“从美元到欧元再到人民币，几乎所有今天我们称之为货币的东西都是法定货币。”
小型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社会规范获得协作性和更大的选择谱。但这不能实现协作的可扩展性，因为它在Dunbar数量为150时就会失效。
Visa每秒处理数千笔交易，而比特币网络的分散式结构每秒仅处理7笔交易。关键的区别在于，Visa交易很容易被撤销或审查，而比特币则不然。
https://medium.com/@cdixon/crypto-tokens-a-breakthrough-in-open-network-design-e600975be2ef
https://medium.com/cryptoeconomics-australia/the-blockchain-economy-a-beginners-guide-to-institutional-cryptoeconomics-64bf2f2bee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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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naval/status/87746762930839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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