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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过程，叫危机也好不叫危机也好，虽然它直接的导引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虽然是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一种很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过剩性的危机。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什么东西呢是很重要的，它的最基本背景就是中国由生活必需品的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的阶段，97年前后，内需不足、市场疲软，2005年这个问题又更加突出，到今天，这个问题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长期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短期的问题比较好办，而且我们的体制也有处理短期问题的能力，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长期。我说的长期的意思，实际上我们走向耐用消费品的阶段是在走向新的经济时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而这个经济时代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来支撑。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解决了什么问题？罗斯福新政，我觉得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用新的社会来支撑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方式，支撑了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用这个新的社会，最后使得这个社会过了这个坎儿，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提出的挑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从它的意义上来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变革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社会，真正地用一种社会的进步来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是我们现代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同时发生，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任务？在这里，我叫它为社会重建。我们最近这几年的实践，大家也都在讲社会建设，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这个社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空的概念，说社会建设，好像人们觉得有点新意，内容是什么，都包括什么东西，特别是有力度的内容是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我觉得这里，我至少讲这么几点，我觉得这可以说是社会重建也好、社会建设也好，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觉得是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关键是建立利益表达的机制。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建设的首要的内容。刚才我们说，30年代的时候，美国过不去这个坎儿，今天我们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缺少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利益关系高度失衡，耐用消费品市场无法形成，当时美国30年代的时候也是如此。30年代，我们现在脑子里有一个形象是错的，一说30年代就是卖不出去的牛奶，当时真正卖不出去的是耐用消费品，但是耐用消费品，我举两个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卖不出去，一，当时一架收音机100美元到120美元，一个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五六十美元，农民的收入更低，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最低的时候，一头猪仅值两个美元，也就是说一架收音机大约需要50头猪，需要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我们大体可以想像，这样的情况下，你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大批量地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这个耐用消费品卖给谁？所以你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形不成耐用消费品所需要的市场。同时，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个体会，你没有利益均衡机制，利益集团无法受到制约，结构都调不过来。其实我们过去传统方式，我们不要仅仅看成是两种发展方式之间的转换，两种发展方式的背后实际是两个不同的利益解救，为什么这个东西转不过来，和它背后的利益结构有关系的，传统的发展方式背后实际上是有它一个利益结构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这个问题HJT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提法表达出来，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表达的机制，形成利益均衡的机制，建立利益表达的制度，形成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第一点，社会建设的第一点，社会重建的第一点。

　　第二点，要优化社会结构，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合理的社会结构。当时美国30年代大萧条，那个时候可以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不是穷人就是富人，中产阶层是很少的。30年代大萧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解决中产阶层的培育，罗斯福新政的很重要的就是解决了这一点，中产阶层为什么重要，中产阶层就是市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没有中产阶层，除了穷人就是富人，除了富人就是穷人，一个收音机120美元，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在哪里？这里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问题，只有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你才能支撑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但是，中产阶层怎么来？可以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争出来的，争靠什么？在当时靠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工会。所以你可以看到，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解决工会的问题，通过工会的作用，劳动者的收入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然后逐步地形成了个中产阶层，形成了这个市场，这是第二点，得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第三点，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福利制度的问题，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得有一个金融条件，至少人们可以用金融信贷的方式来消费耐用消费品，那么这样就需要消费信贷这样一个金融的条件。但是这个金融的条件不能独立地运行，必须有社会保障作为支撑。因为社会保障是解决预期的问题，没有社会保障的金融条件是没办法运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福利、公共服务。30年代大萧条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福利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这话说得简单一点，你给我福利，我服你管，这就叫基本契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个人的生老病死开始成为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过这个坎儿的时候，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进的问题，我觉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一个很重要的在中国尤其要解决的就是它的公平的问题。我们现在不但市场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地方，连我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都成为扩大不平等的一个因素。这个我觉得是在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体制的过程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第四点，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形成长治久安的条件，为现在必须进行的改革腾出空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脆弱的，改革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矛盾会增加，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在危机当中，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会增加，甚至会激化，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还没有超出正常的边界，当时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老福特整天别着SJ，富人区架起机枪，我们有人家紧张吗？但是我们神经可比人家紧张多了，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对待这个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非常脆弱，脆弱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建立这种制度化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像美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出来了，虽然可能很多，有的时候也很激烈，但是你能有一个感觉，它是像在渠里流的水，你知道它的往什么地方流，什么地方缓一急，什么地方急一点，所以这个社会能够用一种正常的制度化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高度紧张，很多应当做的事情不做了，很多应当改的事情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