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由古代的实用印章演变而来。印章和篆刻，在一般意义上可以通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两者却是有所区别的。中国印章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大约已存在了近3000年。从“印章”的立场出发，或许印章可以包括篆刻，然而篆刻却不能包括印章。换言之，所有的篆刻必定是印章，但有些印章却不一-定属于篆刻。当今许多篆刻理论工作者都非常重视篆刻与印章的区别，着重于观念的差异，认为篆刻是艺术范畴的，是文人所从事的艺术创作;而印章是实用范畴的，是工匠所从事的工艺制作。篆刻创作指向审美-一尽管其长期以来一直带有实用的意义;印章制作指向实用一尽 管其从一开始就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简言之，印章是实用的，篆刻则是艺术的，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概念了。

尽管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但我们在讨论印章或篆刻时，又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它们分别代表着印学史上前后衔接、交替的两大分类。作为艺术的篆刻，是以印章为母体，最初只是古代实用印章的衍生物，即这种艺术形式是以古代实用印章为“原型”的，而且从大致的形迹上看，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关于篆刻的研究也被称之为“印学”。将篆刻和印章相提并论，不唯是习惯的，同时也是合理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若“商玺说”可以成立的话，实用性质的印章最早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至战国时期玺印已十分普及，奠定了中国玺印体系的基础;以后又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请以至近现代。而艺术性质的篆刻则萌发于宋元时期，随着书画钤印逐渐形成风气，以及金石学的发达所引发的古玺印鉴赏价值的显现，文人们对印章逐渐产生了兴趣，由收集、整理、辨析，转而倾慕，继而模仿，并逐渐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再由参与者变为创作者。在此过程中，原来实用印章单一的、直系的发展开始产生了分歧:一是由工匠制作的、传统的、日常实用的印章，一是由文人参与制作的、倾向艺术的、钤于书画的印章一在这两个分支中，前者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后者却开始一一步步地往艺术的方向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后来的篆刻艺术。篆刻艺术并不是按照某种先验的模式而形成和发展的，但正是由于古代实用印章的存在，为其形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文人对于印章的形式产生兴趣48以后，它的发生发展便已成为必然趋势了。相对而言，在此以前的印章，其审美的因素是间接的、被动的和客观的，而篆刻作为艺术的印章，其审美的因素则是直接的、主动的和主观的。尽管宋元以来的文人艺术家们对秦汉印章十分向往，或者亦曾从魏晋唐宋印章中汲取过养分，但过去的印章都是服务于实用的工艺制作，与文人艺术几乎毫不相干。否则的话，篆刻艺术当如书法、绘画一样，早在汉魏时期就有可能由实用而向艺术过渡了，而不会迟迟于宋元时期才见萌发。

显然，'考察中国篆刻发生发展的历史，不能不明确实用印章与篆刻艺术的区别和界限，若两者之间的差异混淆不清，我们便无法理解先秦两汉时期已经高度成熟的“玺印艺术”，为何要走过那么漫长的“弯路”才又繁荣起来，一直要等到明清时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同时，又不能因为印章与篆刻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这样便无法理解后来篆刻艺术的观念究竟来自何处，形式风格又以何为本原。因此，我们在讨论篆刻艺术的时候，必须首先了解实用印章的历史，这样才能对篆刻艺术有较为完整的认识。

古代实用印章究竞起源于什么时代，历来众说纷纭。早在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开始有人进行古玺印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由于当时条件和观念的限制，其考释疏略，体例不善，更不要说区分其时代和类别了。宋元之际，秦汉印章已逐渐为文人所重视，“印宗秦汉” 的观念由此开始萌发。但囿于时人的鉴别能力，尚无法对古玺印进行清理和断代，只是笼统地将其视为“汉魏典型之作”，故而元代著名印学家吾行以为“三代时却又无印”，印章当始于秦汉，将秦汉印章的典型意义当作了印章产生的源流。后来，有许多学者根据史籍主要是《周礼》中的有关记载，认为三代时已有印章。在明代万历年间，三代之说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当时著名的印学家如朱简、甘旸等都持此说，尤以朱简所论最有创见和根据，其“印始于商周”之论亦颇有先见之明。但三代之说又似过于笼统模糊，三代(夏、商、周)的历史跨度太大，难以作为一种准确的断代标准，且因文献、文物的限制，无法进一一步地予以鉴别和考证。一直到清末民初，有关学者才以比较科学的考古方法鉴定出战国玺印为所见最古的印章，并且认为春秋时可能已有印章。上世纪30年代，三方商玺的问世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争议，并使人们对于印章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有的学者对此尚持有争议，但自商玺发现70多年以来，有许多学者通过考证和研究，普遍认为商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印章，其发生的年代在商末周初，并对其真实性表示认可，有的还在此基础上对玺印得起源作了探讨。尤其是近年来有关西周玺印的发现，以及一些学者对古玺印中春秋时期能印的甄别等等，更是扩展了对战国以前玺印研究的范畴。那么，印章的起源是否就在商末周初，是否还能往前推，以现有的文献、文物资料还很难说明，然而这却是一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它的正确答案将有待于我们科学的研究或者新的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此讨论古代玺印的起始及其演变，并非出于考古的目的，而是更加注重于古代玺印与篆刻艺术的关联。如果单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只需对古代玺印随手“拿来”即可，甚至可以对其历史弃之而不顾;但是从学科的立场出发，我们则不得不关心古代整印印式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并且从中寻找出古代实用印章与近古文人篆刻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察后者是如何以前者为基础的。

以商玺说的观点，印章的起源的下限至少可以认定在产生三方商玺的商末周初;如果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仍将战国玺作为最早的印章，那么，以战国玺体制已比较成熟这一点来说，在此之前肯定还应有一- 个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也应该在商周至春秋时期。在这初始时期，印章从萌发到形式的完成，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战国，玺印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传世的实物亦相当丰富，印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秦汉以后，印章的使用更为普及，以其使用范围、印章制度及格式品类而言，都是极为丰富的，无论是从实用或审美的意义来看，都可以说是古代印章最为鼎盛的时期。魏晋基本上沿袭两汉的制度和风格。从南北朝开始，印章的使用方法、制度及其形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印章铃盖方式的变化，由原来抑压于封泥变为蘸印色钤盖在纸绢之上，使印面形式由阴文为主转变为以阳文为主;同时，印体也逐渐增大，印纽变成了“印把子” ，印章的佩带功能亦随之而消亡；印章文字亦因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演变成后来宋元的“九叠篆”。以上的变化，至唐代基本完成。宋元以来的日常实用印章，尽管在使用上、数量上并不一定逊于以前，但其审美的意义却日渐退化，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官印，日趋规整、板滞，趣味索然，促成了印章实用与艺术的分离。

根据中国古代实用印章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特征，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转斯期为萌生期(股商至春秋)、定型期(战国)、鼎盛期(秦汉魏晋)、 变化期(南北朝至隋唐)、式微期(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式微”，一是指其对古代印章优秀传统的偏离; 一是以后来篆刻艺术的目光对此阶段实用印章的审视。在日常实用印章日趋衰颓的同时，文人士大夫却对印章及其形式产生了兴趣，遂而导致了后来印章的复兴，并使之独立于实用范围之外而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并且一直发展到今天。

本文节选自新《篆刻学》。本书由李刚田、马仕达这两位当代实力型的著名篆刻家、印学家担任该书的主编，书法篆刻理论家辛尘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负责筹划组织和最后的编稿统筹工作，聘请了十余位当代印学研究专家共同参与，组成班子，分章节撰写。从印章的发展史的具体事件和篆刻创作中的具体技法，以及篆刻欣赏、品评的实践，其指向是对篆刻艺术原理的梳理与研究，书中的一切具体内容以及整体构架都将服务于、服从于这个核心，总的特点是从理论层面上对篆刻艺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