闳中肆外  博采善择

——郑重推荐长篇传记文学《马鸿逵传》

张树林、张树彬兄弟的长篇传记文学《马鸿逵传》通过马鸿逵一个人的历史反映了一个家族的历史；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反映了“西北五马”的历史；通过“西北五马”的历史反映了近代西北地区的历史；通过近代西北地区的历史，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侧面，确实是我市和宁夏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

这部作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虽然写的是马鸿逵个人的历史，却绝不仅仅是马鸿逵个人生平的简单罗列和展览，而是汇集了今人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的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主要表现在写人物、写战争、写场面上。

《马鸿逵传》在写人物上是很有特点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只是如实地记述了那些人物的功与过，而且，第一，写出了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向读者打开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第二，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表述，反映了有关的历史问题；第三，在表述上采用了多种的形式。

《马鸿逵传》在不少地方，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而且往往是在细节的描绘中，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

《马鸿逵传》在写战争、写场面的方面，也很有特点。我国古代史传在这一方面有很光荣的传统。张树林、张树彬兄弟继承了这个传统，善于把写战争跟写人物结合起来：在战役中写人物，写人物的谋略、作风在战争中的作用。

历史传记文学写场面，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物之间种种关系所构成的历史画面。它跟小说、电影中的场面之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可以由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出来，而前者只能是历史传记作者对历史真实的描写。《马鸿逵传》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是从敌、我、友三个方面写出了共同的场面，从“我”这一方面看是“气象恢宏”，“势如破竹”；从“友”这一方面说是“风尘仆仆”、“苦口婆心”；从“敌”这一方面说

是“垂死挣扎”，到处都是处于“世界末日”般的衰败景象和社会矛盾。

张树林、张树彬兄弟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是很丰富的，首要的一条就是“闳中肆外”。韩愈在《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之说，即：内容要充实、丰富，而文笔要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他说：“言以声其心之所得”。这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就是说，你写战争，就得有战争知识；你写人物，就得对人物要有深入的研究，这就是“心之所得”。按章学诚的意思，要做到闳中肆外，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章学诚说：“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又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这里包含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辨证法思想。二是“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这是讲学问与文章的关系。“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学问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学问的发挥；没有学问，无以立言，没有文章，无以明道。然而，重视文章并不就是追求文辞。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可见，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要”、“益”、“方”几个方面着力，文辞则是第二位的。只有闳其中，才能肆其外。三是“不应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章学诚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有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所谓规矩方圆，是指写作的一般原则，如上面讲到的几条；所谓心营意造，是指“摘记为书，标识为类”，它们本是后人“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只可自志，不可授受，“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总之，学文之事，在规矩方圆上应该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在具体作法上则不应为古人所拘，而要进行新的创造。

当然，除了前面讲的几条外，艺术加工也很重要。但历史文学所说的“艺术加工”是以不改变真实的历史记载为原则的，它跟文学创作是不同的。张氏兄弟对《马鸿逵传》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文德”、“尚简”、“用晦”三个方面。所谓“文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和“临文主敬”。前者强调作家对客观历史应取正确的态度，指的是作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忠实之心；后者强调作家对古人文辞应有公正的评价。这对历史著作的艺术加工来说，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张氏兄弟在对昔人的评价上很注意这一点，许多人看了这本书后都认为该书持论公平，实事求是。所谓“尚简”，即“提倡简要”，做到“文约而事丰”。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关涉，所以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所谓“用晦”，即“于序事中寓论断”，就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把论点（观点）表达出来，不是画蛇添足似的另加一段作者议论。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张氏兄弟博采善择，学习和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名人写传这种工作，确实并不单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力求忠实于事实，而且又要把人物写活，让人读起来不觉得枯燥，需要写作以外的多种才能。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所谓“文艺家”又可以随意虚构，将历史人物戏剧化，有时写出个很糟糕的大杂烩，美其名曰：“历史小说”。歌德曾批评“他们把一切搅成一团”。这样的作品，既无历史价值，也无文学价值，不读也罢。

《马鸿逵传》先在宁夏《吴忠日报》连载，获得极大反响；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销售一空；又经作者修订补充大量历史图片后再版，不久又重印，影响遍及海内外。连远在美国洛杉矶的马鸿逵后人也托人代购此书……

因此，我郑重地向广大读者和有关部门郑重推荐张氏兄弟的《马鸿逵传》。这确实是一部值得置于你家书架并享应有荣誉的好书。

杨森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