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幸福课》第3课幸福是一种随机现象吗？

今天是本学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我只想说几句话，还有向进修学院的同学们打声招呼，上次我们向新西兰的同学问好，今天轮到爱尔兰的同学了。现在先说这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分组问题，你们明天会收到Sean Achor的邮件，你们填好各自的想加入的小组，我们本周会分好小组，选择你最想加入的组非常重要，下周我们就开始。

还记得上节课的问题吗？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学习积极心理学？”我提到了三个原因，为何我们把它作为独立的研究，而不简单地“研究一下幸福和爱情”，不像一贯人们所做的那样，我们需要积极心理学是为了改变现在的这个21比1这个比率，每有一项关于抑郁或焦虑的研究，就有21项，对不起，应该是每有一项关于快乐或幸福的研究，就有21项关于抑郁或焦虑的研究，我们想稍微改变这个比率。

我提过三个原因，关于为什么要改变这个比率，尽管世界上越来越多人抑郁，而焦虑就像是全球流行病，遍布美国，中国，澳大利亚，英国所有大学，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该改变那比率，做更多“积极研究”或者说集中研究可行的事，原因在于，我们之前讨论完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无论它是不是我们的研究问题，或我们为自己所问的，或为我们的伴侣问的，如果我们只问同一类问题，或只是问“有哪些不如意的事？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因为成长环境而堕落？”如果我们只问了这些问题，就会错过现实中很重要的部分，像你们在练习中没看到巴士上的孩子一样，你们大多数人都没看到。如果我们也问积极问题，那就会出现新的可能性，新的探索，就像他们对研究学者所问的一样，不再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堕落？”而问“那些人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功，即使成长环境恶劣？”

我们会以Marve Collins的故事为例，她的例子很典型，能说明很多观点，这些观点会贯穿我们整节课。Marve Collins所做的，就是帮助她的学生从消极的受害者，你是成长环境的受害者，是你的家庭教育，邻里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受害者，诸如此类的，从消极的受害者变成积极的作用者。是的，那很困难，艰辛，不公平，但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没人会来帮你，能否改变自己的人生，由你自己决定，但她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生，现在还在这么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看芝加哥学院体制，Marve Collins就在那体制下执教，还是那个老问题，“怎样才能让学生们在学校留得更久一点？如何让他们在10或12岁后还留在学校，让他们远离街头帮派？让他们远离毒品和犯罪？如何使他们安全地留在学校？”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还不只如此，Marve Collins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培养学生，激发他们的潜能？”这问题改变了一切，因为她看到了每个学生的潜能，她看到了每个学生身上的优点和品德，潜能，优点，品德，能力，这些是其他老师没看到的，因为他们没提出这个问题，打个比方，他们只会问“你在屏幕上看到多少个几何图案？”他们完全忽略了巴士上的孩子，完全忽略了学生的潜能，如果我们看不见学生的潜能，不去栽培它，它就会枯萎而死，遗憾的是，大部分人类潜能都因此而被磨灭。无论在哪，这都是大部分人类潜能的遭遇，人与人之间，很多团体中，很多大学里或人们自己，这些潜能都因被忽视而磨灭。疑问引起改变，因此提问是非常重要的，提出积极心理学的问题很重要，也就是“健康创成”的问题，“健康源于什么？成功源于什么？幸福源于什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而第二个原因是，在谈第二个原因时，如果Marve Collins今天在场，那她就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于自身和家人中栽培伟大的种子，如何在社区和团体中栽培伟大的种子，在国家和世界中呢？”。当我们提出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会看到之前没看到的潜能，第二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原因，研究可行的事和研究快乐，人际关系，幸福的原因，是因为幸福不会因为驱除了忧愁而自动增长。幸福与忧愁，快乐与紧张，精神病与抑郁，都有很大的内在联系，要快乐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感觉很压抑或焦虑，就是说他们必然是有关联的，然而，单单摆脱焦虑与压抑并不会使我们快乐，这一点算是传统的常识，是很多从业的心理学家，会了解的一点常识。

“摆脱抑郁，一切都会变好的”，事实并非如此，解释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享受美食的能力，美味大餐，如果我们消化不良，那很难享受美食，因此我们得先治好消化不良，然而，治好消化不良不保证我们就能享受美食，要享受美味大餐，就得出去吃。只是治愈消化不良远远不够，还要做好下一步的事，可以从多方面来看我们的经验，在心理连续谱上看有效心理经验，有时候会跌倒0以下，不愉快或痛苦的经历，积极或愉快的经历，分别在0和正值之间。紧张、愤怒、焦虑、压抑、精神病，这些消极和痛苦的方面，幸福、满足、愉悦、兴奋、快乐属于另一方面，也就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方面，再强调一次，摆脱消极，不能保证我们变得积极，因此早在19世纪40年代，梭罗认为，大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压抑中，这是没错的，但弗洛伊德说过“人们在舒适地麻木”，舒适地麻木，还不止如此，我们要怎样摆脱这种“舒适地麻木”？要怎样摆脱“沉默的压抑”？得到振奋，快乐，幸福？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需用心经营这些情感因素，再说一次，幸福不会自动出现，并不是没有痛苦就能感到幸福，因此我们才需要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本质上就是健康模型，健康本源学，健康、生理、心理、情感之源是什么？我们如此让人们从智力上，情感上，心理上，人际关系上，人格上全面发展？我们如何让他们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帮他们摆脱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根据该模型，我们在许多层面上都走了极端，第一个层次：我们是否重视缺点，也就是疾病模型所说的我们要摆脱的缺点，或者说，我们是否专注于优点？当你问别人这个问题，盖洛普组织做了这项研究，一项全球民间调查显示，无论是在日本，中国，美国或欧洲，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要成功，注重自己的缺点比优点更重要，大错特错，那些同样注重自己优点的人，改变那个比率的人，更注重优点的人，不光更开心，从长远来看他们也更成功，这同样适用于领导能力。积极心理学认为，我们至少注重优点的程度要和注重缺点一样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自身，我们最注重的是克服缺点还是培养才能？我们擅长什么，并是否取得了进步？个人或组织的自然倾向是什么，我们是否更注重自己的自然倾向？注重健康的同时也要注重幸福，如果我们是较为积极的话，我们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如何摆脱痛苦的经历？或积极寻找快乐？如何摆脱悲伤？还是遵循宣言（独立宣言）行事追求幸福？

举个例，下面的两种人看起来非常相似，某人可能每周工作80小时，他习惯逃避，逃避家事，逃避处理私事，但他看起来却和下面这种人一样，她每周工作80小时，对工作充满热情。表面看来他们一样，但他们的内心感觉很不同，一种是疾病模型，让我们逃避不如意的事，另一种是健康模型，让我们追求激情，追求喜欢做的事，对疾病模型而言，最优水平是0，我们都平平安安，别受伤就好了，再说一次，免受伤害是非常重要的，摆脱抑郁非常重要，但依健康模式来看，这是不够的，让我们超越那种程度，让我们兴奋起来，快乐起来，因为理想状态并不只是放松，它是创造性的紧张状态，我们会谈到它，会读到相关的文章。

当我们“沉迷”之时，那就是我们感到兴奋，为所做之事着迷的状态，那样大大超越了“舒适地麻木”。事实上，在那种状态下会有点不舒适，那是在我们舒适区之外的，可算是我们的延伸地带，不是会让人受伤的恐慌地带，而是延伸地带，其中有兴奋，还有点紧张，还可能会有成长，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去哪？你要追求什么？你想逃避愉悦吗？想逃避痛苦吗？你想逃避不快乐吗？还是你想追求幸福和快乐？你更注重你的不足之处或缺点吗？还是更注重优点？什么是最有利的选择？什么是理想状态？有无形的障碍，零点吗？还是可以继续，寻找到更多的刺激，享受，激情？有一些关于健康模型的可怕说法，因为没有界限，如今它的使用程度也远比疾病模型少，积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有更多的研究是关于如何摆脱抑郁，如何发展自己的优点，但幸运的是，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积极心理学，大量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些观点，它意义非凡，因为今天你们会看到整个学期的概览，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正值。

这还不是全部，我说过有三个原因，关键在于我们侧重点，侧重点创造现实，快乐并不只是对不快乐的否定，积极心理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积极心理学领域还有与积极心理学相关的领域，不仅让我们从零点上升到正值，积极心理学还帮助我们处理消极情绪，帮助我们处理焦虑不安，处理抑郁和痛苦的经历，及情感问题。当我们培养出积极性，我们本质上自我防御的，我解释一下，过去10年多时间的研究发现，处理我们不断增加的抑郁病例，个体的抑郁或焦虑，最有效方法是不要直接专注于抑郁和焦虑，这点也很重要。事实证明，处理这种现象，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积极性和个人优点，培育激情，提出这种问题“我人生中什么是有意义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毕业后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并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所追求的不是避免痛苦，而是追求更多快乐，使生活更有意义，更成功，更重要的是，我将“更成功”，称之为“终极货币”，正如快乐货币和幸福货币一样。

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付疾病，一是积极心理学方法，它指的是，疾病相当于不健康，相对地，健康等于没疾病，我们想一下疾病模式，疾病模式是“我们感到不适是因为生病了”听到吗？我们病了是因为我们在生病，真的很深奥。你们可能要好好想一下这名话，可能要给点时间大家消化这话，我重说一遍。如果治好病，就会变得健康，这是个传统的模型，把病治好，就会变得健康，这很好，积极心理学模型略有不同。它说的是，“你生病了，是因为你的生活还不够健康，因为你不去追求那些让你健康的东西”什么使你健康？这我之前已谈过，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目的，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如果不具备这些，疾病就会趁虚而入。

两种模型，健康模型和疾病模型的差异，不仅仅是语义上的。这是Abraham Maslow所说的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描述的是人能变成怎样或是他该变成怎样，从生理上来说就是是一个人是否能顺利地成长和发展。人类和个人的潜能已经消失，世界逐渐缩小，意识也是，能力也被抑制”。我来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他是说，我们正在生病，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力做好我们本该做到的事。我们没做到自我实现，没做到该做的，我们削弱自身力量，因此才会生病，才会不适，这和疾病模型所说的有很大不同“好，你不舒服，那就治病去吧”。他说的是“不，你不舒服，要注重健康，加强你的健康，因为你病了，因为你没有注重健康”。他将这称为“个人成长的失败”如果我们感到焦虑，如果我们不注重培养自己的能力，不注重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就会失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是关于培育自身成长和积极性。我们研究积极性，它处于这一边，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看到，在积极的一方，当我们注重培养这些情感因素，就会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消极因素。

我想引用Martin Seligman的话，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过去的十年，心理学家关心的都是预防的问题，怎样才能预防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问题或年轻人中常出现药物滥用或精神分裂症，谁天生敏感脆弱，谁又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人？如何防止校园暴力，这些暴力事件通常是由掌握武器，缺乏父母监管或受到教唆的孩子引起的”。他问了这个问题，根据疾病模型，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直接处理抑郁症，还有他们的焦虑和忧愁，才能防止所有这些社会弊病，无论是暴力还是不快乐，他是这么说的，“五十多年经验告诉我们，疾病模型不能让我们更有力地预防这些严重问题，事实上，在预防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基本上来自一个观点，也就是注重培养能力，而非改正错误”。换句话说，健康模型倡导，培养能力，增强自身长处，改善人际关系，帮助人们找到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和他们的热情所在，那就是我们将要致力做到的，同样对克服消极因素有所帮助。健康模型和疾病模型不同，疾病模型提倡直接处理疾病的。Seligman不是说“排除”疾病模型，而是说也可以用健康模型，他还说“我们已发现有些人类的力量能抵抗心理疾病，勇气、未来规划、乐观、人际技巧、信念、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专注及洞察力，诸如此类。研究证实，乐观可帮助儿童和成人预防抑郁和焦虑，使未来两年的发病率降低一半，同样，如果我们要防止青少年受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而滥用药物的情况，但预防的效果不佳，相反，它认定并放大了这个事实，就是青少年们已滥用药物”。Marve Collins所做的就是，注重健康并用心栽培它，浇水，给予阳光并时刻关注它。

对这些观点的探讨将贯穿整个课程，健康模式能做的就是，这是我们这堂课着重讲的内容，培养能力，培养我们处理消极因素的能力，无论是人际关系上的消极和痛苦的经历还是我们自身的。那意味着什么，我为大家做两个类比，培养能力就是创造一个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这是Nathaniel Branden的观点，心理学免疫系统，如果我们有强大的生理免费系统会怎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会生病？当然不是，还是会生病，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经常生病，就算病了也能恢复得更快，这就是培养的力量，乐观、追求、意义、规划，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他们会放大并改变我们看待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让我们突破框架，引发潜能，使我们能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困难。不可避免的困难的确存在，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另一个类比是关于引擎的，如果我们用的引擎很小，想把车开上一个陡峭崎岖的山坡，引擎很容易损毁，爆炸，但如果我们的引擎够大，要上那山就容易得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所以我们在做的是，培养积极性。按那个比喻来说，我们正在增强心理“引擎”，我们能够更好将负值转化为零。更别说还能变得更快乐，因为快乐不会自发而来，不会因为消除了忧愁，就变得快乐，我想说说我们这里的事，记得上次，我提出的《哈佛克里姆森》杂志里的文章，很可惜我找不到更近期一点的，那是2004年的。但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那篇文章提到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为哈佛学生的心理健康投入更多，这点很重要，我非常赞同，这只是其中一点。我们同时需要把资源投入到其他一些地方。因为只是投入资源（26：32），帮助我们应对抑郁，焦虑和忧愁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投入资源帮助我们培养自身能力，应对困难和艰辛的能力，这些困难一直存在并会继续出现的。换句话说，必须在以下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帮助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帮助学生发现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确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帮助他们克服那种诱惑，身边经常出现的诱惑会让他们偏离自己的道路，还有凿掉那些束缚，摆脱杂念，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真实个性，还有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强项，并在哈佛实现一切。所有这些能力，所有这些技能，大多数都，我不只是说哈佛，而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一所学校会教这些技能，所以我们需要教他们，这并不是说哈佛现在正投入大量的资源不重要，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举个小例子，学习咨询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利用过该资源，我念本科时已开始接触它，至今还在与他们一起做某些工作，去年我与他们合作过，他们真的很棒。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积极性，探究如何让我们从零点升到正值，该如何做，这就是积极心理学的作用，我希望1504号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帮助。

总之，“积极心理学运动提醒我们，这个领域已经与过去不同，心理学不仅是对疾病，弱点和伤害进行研究，它也研究优点和美德，治疗不只是修复错误，同时也要塑造正确的东西。心理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或健康状况，还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和玩乐。在追求理想状态时，积极心理学不会盲目主观，或自欺欺人，或敷衍了事，相反，它尝试用最科学的方法来探究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问题”。还涉及到如何将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领域，对我们来说都有意义。

我想先说说下一节关于选择的课程，（29：52）两节或两节半课，我将会谈到，本课程的基本前提，正如我刚才所说，本课程并不是积极心理学的调研课，这是关于选择“问题中的问题”的，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的社会更快乐，不是快乐，是更快乐。三个月后，期末时，你会变得更快乐，到学期末，你很可能比现在的你，更快乐，越来越快乐。基本前提是什么？备课时我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五个基本前提，介绍这些前提，要从它的对立面说起，下面这些问题非常明确，我们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教学人员从哪里来，了解这些后我们就能建立本课程的基础。记得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说过，这课程就像个螺旋，内部的一切都是相关的，第一节课讲到的内容，与今天要谈的课题有关，也和第19课有关。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前提跟我们开头的两节课有关，会建立这个螺旋的基础，那其他一切就更容易建起来。

这里有五个基本前提，我会简短地介绍一下，再逐个阐述。在接下来的几节课里，会分别对它们进行学习，研究和应用。正如我开始时提到的，这课程是关于搭建桥梁的，搭建学科之间的桥梁，广集思源，并搭建学术界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专业化常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本课程的做法，正好相反。如果我认为没有改变的可能，就不会教这节课，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多，很多证据显示，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认为改变是可能的，无论是个人变化，还是组织变革，我们将探讨为什么是可能的。这只是整个螺旋的最基本层次，我们本周只讨论“改变”，我们会详细讨论技巧，方法，工具。第三，这个前提与决定幸福的内部因素有关，这是我要讨论的与决定幸福的外部环境无关。并不是说，外部环境不重要，我们同样应该注重改善外部环境，无论是我们自己，或对整个社会。然而，幸福主要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习俗规条，我们理性和感性上的认知。“只能顺从人性”，在各个方面，这酿成了历史上许多冲突，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宗教上，无论是哲学，还是心理学，我们如何看待人生？是人性有缺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吗？还是尽管我们不喜欢人性中的缺陷，也必须接受它？我会谈到后者，就是说我们必须顺从于人性，接受它所有的缺陷和优点，而不是试图从心理层面上完善它。我们下节课再说这话题。

颇具争论的是，精神健康和幸福的重要基础。最后，我想说的是，幸福不应该只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还是一种道德追求，而不是一种普通的追求，但也有些追求，是更高级，更重要，更高尚的，这一点也颇具争论。我也会涉及疾病，和大家也许关心过的忧愁。同样，这留待下节课再讲。

现在我们先从搭建“桥梁”说起，说回第一节课开始时谈到的问题，也就是，搭起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的想法。学术界内外，都有很多人，将世界一分为二，他们将外面的世界看成是现实，是肮脏的，不洁，被亵渎的，而学术界，则是崇高的，有理想的，神圣的。神圣与亵渎，这种区分带来伤害，它同时伤害了学术界及非学术界的人。哲学家Alfred North Whitehead"大学小心翼翼地将我们与外界活动隔开，这样最容易打击学习兴趣，阻碍学习进步。大学不适合独身生活，必须要与身边的人互动"。这点对大学生活非常重要。Sheldon，他当时提到另一种心理学，他说另一种心理学就是抛开实验室的研究，实验室研究意义重大，但不只是注重这种研究，而是走到外面的世界，与外界互动，接触那些“肮脏”事物，在外面工作，并吸取经验，从“肮脏经验”中学习，将得到的经验带回实验室。诸如此类，就像一个上升的螺旋，他称之为重要的另一种心理学，这也是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提倡的。

现在你们来到这里，且大多数人将来都不会进入学术界，你可能会想“好，学术界要结合实践做研究，那与我有何关系？我们的联系在哪？”它不仅与你有联系，它与你息息相关，下面就是原因，世界最需要的，不是其他什么，而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我做过6年莱弗里特宿舍的住校导师，我研究生在读时，就开始任教，在与学生的交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莱弗里特宿舍或其他地方，学生们的使命感，你们的使命感，你们对成功的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据我了解，很多学生毕业后，无论是与我一起工作，还是我辅导的学生，当我了解他们的前路，并不是些空话，这些学生勇往直前，做了非常棒的事，无论是校外校内的，无论他们是否刚建立起自身，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潜藏的思想，很多时候会涌现出来“我怎样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充满热情，理想化，美好，极其美好。渴望改变世界，是所有学生都有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这一代人，以自我为中心，这一代人只关心“赚更多的钱，买大一点的房子，更成功，取得更高荣誉，变得更有威望”。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是的，荣誉，威望，金钱是重要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但有这些刻板印象的人，他们只看到这些是最重要的吗？他们并不渴望改变世界。每年哈佛有约1800名学生是PBHA的成员，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没加入PBHA的学生甘当志愿者。几乎所有人都是，看一下统计数据，你们每个人，很快（40：03）离开哈佛后，都将加入公司，无论它是否你的主要工作，这个组织是个社会企业，非盈利机构，只为贡献社会而存在。你会加入这样一个组织，你会捐钱给这些组织。哈佛毕业生一向慷慨，无论是对时间，还是金钱和努力，无论是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你对社会贡献甚多，是因为你在乎。无论是要贡献金钱还是时间，通常两者都要。都是成见，关于美国人也有些成见。凭经验来说，美国人或只是说哈佛学生，根据发展趋势和统计，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更富有，的确，美国人更富有，他们常捐钱，无论是在扶贫或医疗救助方面，有研究证实，美国人也花最多时间，比其他任何人所花的时间都多，平均每周有四个小时做志愿者的工作，做与自身工作无关的善事，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具社会目标，对于这个美好国家的成见。这里很美好，能来到这里是件美好的事，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美国，真的很荣幸。你们许多人，不久将会身居要职，你们能够做善事吗？在一个非盈利机构里行善，在你母校的董事会，贡献金钱和时间，然而，这是个原因，我与许多研究生相处过，或当导师时的学生，学生曾跟我谈及他们的困扰，他们曾对我说“你知道，我曾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我有最善良的心，想为世界作贡献，我奉献出时间和金钱，但还是觉得若有所失，我觉得我能改变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好的意愿和理想主义，虽然必要，但却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有很好的意愿，我们的能力还是有限，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带来的伤害多于帮助。

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到了今天仍有，想做好事的人却好心干坏事，数十年来的心理学家都有很好的意愿，想帮助高危人群，大量的金钱，数百万美元投资在研究上，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特定情况下，他们应该问这个问题，这个健康本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成长环境恶劣，依然能成功？即使不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是心怀善意的，充满理想主义的，这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这些干预会产生消极的受害者心态，而不是积极作用者心态，这是Marve Collins提出的观点，是根据Karen Reivich和Martin Seligman的研究所提的。这正是心理学起作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展开研究并应用到现实中，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为什么搭起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如此重要。大多数这类研究并没运用于现实，例如：有多少教师在课室努力工作，日复一日地研究皮格马利翁效应？我们下周或再下周会探讨皮格马利翁效应，说明为什么教师的期望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我们在学生身上看到伟大的潜能，那么这种潜能就更可能被激发，或者，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潜能，它就会像刚萌芽的幼苗一样被扼杀。有多少教师了解这些研究？他们怎样通过自己的信念，创造出自我实现的预言，来影响学生？有多少教师了解Marva Collins？每个教师在第一次接受教师培训时，需要了解Marve Colins和皮格马利翁效应。但事实并非如此。

接下来谈，自我尊重，你如何提升自尊？如果我在这里做一项民意调查，保证大多数人会说通过赞美来提升，赞美别人。赞美孩子，这将增强他们的自尊，说对了一部分，如果把这当作全部的真理则有有害的。因为有很多研究显示，当我们不加区别地赞扬别人，我们实际上是在长期地默默地伤害他们，而非帮助他们，无论是对他们的幸福感，还是成功，但关于提升自尊有个常见的说法，要经常赞美别人和孩子，这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赞美，有多少人了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作品，你们在这几周内会了解到。很多好心的理想主义者都不了解这些，他们依然认为，提升自尊就要不加区别地赞扬，这最终造成的伤害大于帮助。有多少心理学家或干涉主义者，怀有好的意愿，同时又了解Albert Bandura关于自我效能感论的研究？要怎样培养？还不够，很多时候结果都是弊大于利。

有多少心理学家了解，这个心理和生理的新领域？有多少人知道下面这个让人欣慰的案例，瑜伽练习，比任何试过的干预措施都有效，犯人在监狱里练瑜伽会降低他们的二次犯罪率，在狱中练过瑜伽的犯人，获释后较少会再监狱。虽奇怪，但却是事实。有多少人知道，这点与我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有关，多少人知道，冥想能转换我们的大脑思维，使我们更容易感染到积极情绪，在面对痛苦时更坚强。多少人知道，每周三次，体育锻炼，每次三十分钟，与最强劲的精神药物，有同样的效果？每周三次，每次30分钟，多少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规定病人，“每周跑步锻炼三次，早上来见我”？还不够，这是实际与理想主义相结合。

在解决冲突时，大多数人好心想要解决冲突，让人们坐下来，好好谈谈，然后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有1954年研究，那些想从社会心理方面解决冲突的人Muzafer Sherif，显示接触假说，也就是让人们彼此交谈的方法，并不起作用，很多时候反而让情况更糟，很多时候会使冲突进一步恶化，因为人们只是聚在一起进行商谈，接触还不够，你需要的是，引用Muzafer警长的话，后来由Elliot Aronson详细阐述，你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个得集体实现的目标，你自己一人做不来的，由一个内部有冲突的小组来实现。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就能解决冲突，不仅是让人们聚在一起而已。可以想到，这离我们的意愿不远了，因为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50：10）双方都有很多人想结束战争，美国也有很多人想结束它，他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房间里吧，无论是在戴维营，奥斯陆或埃及，让他们交谈，解决他们的冲突和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那样会发生什么事呢？局势会恶化，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了，Muzafer警长在1954年就证明了，接触假设，只让人们一起交谈，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更多冲突，有很多人都试图解决冲突，不只在中东，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情况，人们都心存好意，但往往在不经意间使事情变得更糟，理想主义和善意不够的，我们需要将理论结合实践，需要你们这样做，认真对待，但当我认真对待这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时研究所得并不一定是好消息，如果仅仅是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冲突就结束，那事情就简单得多，容易得多，这将让事情变得更简单，非常容易。

如果我们要培养孩子自尊，仅仅通过多一些赞美，告诉他们，他们有多棒，这很容易做到，不是吗？这样感觉很好，他们感觉良好，我们也是，但从长远来年，仅仅这样做并没有帮助。只是容易而已，研究往往带来坏消息，只是接触还不够，只是赞扬还不够，然后人们下意识地选择，不自觉地忽视研究所得的坏结果，虽然跟随自己的感觉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同时注重感觉和思维。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航空工程师，在早上醒来说：“万有引力，真的带给我很多麻烦，很麻烦，如果没有万有引力，事情就易办多了，航空设备也不用这么麻烦”，然后他决定不考虑万有引力设计飞机，他会设计出怎样一架飞机呢？肯定会失败，航空工程师必定要考虑到现实，现实就是万有引力的存在，我们得接受现实，同样，研究显示的结果就是现实，有哪些现实，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我们需要遵循现实，考虑现实。能否搭起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取决于我们自己，在哈佛你们会有32种专业，各自的课程有不同的主题，你要将这些知识一一吸收并应用，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当然如果是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就会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容易理解，重点是，你要为自己负责，因为没人会来帮你，没人会帮你。

第二前提：作为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的基础必须是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如果从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来说，改变都是不可能的，那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在这里？倒不如做个享乐主义者，心情享受生活。你们可能会说，“好吧，改变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一点，但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它作为课程的基本前提，而不说‘改变是虚幻的’”。在心理学上，改变是有可能的，这点十分重要，下面我用一项研究来说明。明尼苏达州的双胞胎研究，一个在心理学领域非常有名的研究，是两个杰出的心理学爱Lykken和Tellegen做的。这个研究是关于基因的重要性，与教育相比，它对性格的影响多大。要如何测试呢？同卵双胞胎，他们拥有相同的基因谱，研究那些被分开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因为如果他们由相同的父母抚养，人们会说“他们这么相似，是因为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他们外表一模一样，上一样的学校，有同样的父母等等”。如果你能找到，出生时就分开了的同卵双胞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现实中能找到这种人，学者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甚至在不同的洲长大，他们对这些双胞胎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这些双胞胎极其相似，有时相似之处非常惊人，像有一级双胞胎，他们娶了名字相同的妻子，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长大，直到37岁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娶了相似的妻子，喝同一种啤酒，为自己的孩子取相同的名字，有些相似之处令人难以置信，有例外，但也只有很少例外，让心理学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个性非常相似，让积极心理学学者和研究幸福和快乐的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双胞胎的幸福和快乐水平非常相似，即使他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

Lykken和Tellegen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在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文题为“幸福是一种随机现象”。论文用以下这句话作结尾，“想变得更快乐，和想变高一样徒劳，只会适得其反”。这句话有两方面让我觉得不快，这是句非常有影响力的名言，曾被登上《纽约时报》，他们也在电视上说过这话，受访时也说过，这就有问题了，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如果这是那次研究的结果，一项严谨的研究，而不是马马虎虎的轻松的研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简单来说，改变是可能的，别盲目相信我的话，下面我来详细阐述这话，有证据显示，人们的确是会改变的，我们有研究显示，经常接受治疗的人，会容易改变。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的研究表明，人们经常因遇到一个特别的句子，读到或听到它，这句话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书上读到，或是有某种经历，积极的或痛苦的经历。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还有一种概念叫做创伤后成长，人们的快乐水平会上下变化，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有可靠证据显示，并非每一个人的幸福水平都取决于基因。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基因很重要，影响甚多，探讨改变的时候我们再谈这问题，还有其他因素和基因一样重要，像Lykken和Tellegen那样，人们常错误地，概括出一个结论“变化是不可能的”，我称之为“大众错误”。

平均而言，当研究这40或50组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大体看来，他们是一样的。（60：12）然而，没有单独来看，因为，虽然他们大多数是非常相似的，但并不是全部都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统计学笑话，在一个平均水深为10英寸的游泳池里，谁会淹死，只知道平均值，并不知道游泳池的水深，由于该池平均10英寸深，或许它某些区域有20英尺深，如果它是一个大水池的话。同样，当你平均地看这些双胞胎，大体来说，他们都有极其相似，但也有少数的异常值，很多时候，这个异常值，这些差异最有趣，因为他们不只延伸了我们的想像，还让我们能理解，怎样的时间和地点，有可能产生变化。当我们看到了例外，无论是在Lykken和Tellegen的研究，还是别的出现了例外的研究，当发现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一样，主要的问题已不再是，改变是否有可能，而是怎样实现这种改变，例外证实了那个规律。

认为“改变是不可能”的研究是有害的。设想一个8岁的女孩，她很忧伤，然后在杂志上读到了那个研究，研究告诉她，基本上你的基因决定了一切，你与生俱来的一切，将伴随你终生，她会更忧伤，她只有8岁，但会觉得非常焦虑与痛苦，她就会想，“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生来不幸”。那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她始终不快乐，有时这研究让她比以前更不快乐，因为现在她简直是绝望了。改变是可能的，你知道我经常说，我是教积极心理学的最佳人选，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生来就有“快乐基因”。从遗传学上讲，我天生就比较容易焦虑，容易得抑郁症，这是经过测试证实的，在后面的课程上我们会谈到，我之所以研究积极心理学，探索心理学领域，正如我第一节课时提到的，是因为我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很多这类研究，由于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变得更快乐。个人层面上，是有可能变得更快乐，现在的我比15年前的我更快乐，我希望15年后的我比今天的我更快乐，这是个终身的过程。但这是有可能的，很多人证实了这是有可能的，而那些认为这不可能的人，他们用科学来争论。很多时候，只有阻碍作用而毫无帮助。最近Lykken和Tellegen，收到《时代》杂志的采访，谈“快乐”问题，下面是他们说的几句话，2005年Lykken说“我作了一个愚蠢的声明，显然，我们能改变快乐水平，变得更高或更低”。于是他们背弃原来的声明，这个声明轰动一时，改变当然是可能的。

我们怎样做更负责任的研究，怎样杜绝研究产生坏影响？同时，研究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并不是要“发明”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现实中真正发生了的事实。首先，我认为在健康研究方面主要的问题是“让我们注重可行的方法”，这是我们过去探讨过的问题，第二，我认为除了要研究可行的方法，还要研究最优秀的个体，为什么说“最优秀的个体”呢？我们不但要研究人们因何快乐，不要只是研究快乐的人，不要只是研究快乐良好的爱情，让我们研究最快乐的人，让我们研究最成功的爱情，从中学习借鉴。这是个与大众研究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想说的是，不要研究大众，研究快乐指数最高的5%的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这就是Abraham Maslow提出的“成长尖端统计学”。

以下这话引自他的书，“设计出这类调研是为了改变我们对统计的观念，尤其是对抽样调查的看法，我非常支持‘成长尖端统计学’，我的头衔来自以下的研究发现，最优秀的遗传基因会在幼苗的成长尖端出现”。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圣人，非凡的人”。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潜能。我再引述他另一句更长的话，这话非常重要，是我作这个研究的原因“如果想知道人类最快能跑多快，那从好的样本中测出的平均数是没用的，而应该收集田径类奥运冠军的信息看他们能跑多快。如果想知道心灵成长的可能性，人类价值增长或首先发展的可能性，那我认为，我们可能研究，最道德或圣洁的人，整体来说，我认为人类历史是人性逐渐缺失的过程的一个记录。人性的潜在极限实际上一直被低估了。显然，我们平常称之为‘正常’的东西，在心理学上，实际上是种大众精神病理，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又非常广泛，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你们明白，他话里含义吗？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不要只研究为什么大多数人失败，让我们也研究为什么有些人，但为什么有的人尽管条件恶劣也能成功，不要只研究整体，整体看来的话，人是不能改变的，让我们研究改变了的人，真的改变了自身生活和身边其他人生活的人。这是个激进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我们自身来说，这也是个激进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研究平均水平，那就只会看到平均的结果，只看到几何形状，完全忽略了汽车上的孩子。很多时候，最紧迫的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就在巴士的孩子身上。

除了我还有其他人，我承认我属于这一类，但有谁在听到我说的这些话时，感到不舒服吗？说真的，当我谈到“让我们集中精力研究最优秀的个体，圣人，非凡的人”，有人感到不舒服吗？我觉得不大舒服，你们有些人应该也有这感觉，因为这难道不是精英主义吗？我们不是应该研究普罗大众吗？因为我们关心的不只是精英，我们关心的是普罗大众。以下的问题有两个原因，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说？我必须承认每次教到或想到这个统计，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研究最优秀的个体，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成长尖端统计学如此重要，我要建议，首先，因为它不是排除了普罗大众，就像积极心理学不是说，排除不可行的事，排除病理研究，同样，成长尖端统计学不是提倡“我们别研究大众了”，它提倡也去研究最优秀的个体。因此在这问题上无须计较研究对象是不是精英，第二点，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最优秀的个体，能让每个人从中受益，而所谓的“大众”，在这种研究中“大众”比“精英”受益更多，为什么呢？例如，对弹性的研究，我们本可以继续研究几百年来的平均受危人群，应该会取得一点点进展，事实证明进展甚微，只有当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最优秀”的个体，成功的孩子，那些“超级”孩子。只有当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才能了解如何帮助到整体，只要将心理弹性研究应用到生活中，每个人受益良多，这就是个成长尖端统计学的研究实例。

那关于冥想的研究呢？我想研究冥想，（71：30）是不是可以在哈佛大二学生里随机抽样来研究冥想？还是去西藏的山顶研究冥想了几十年的人？当然我该去研究他们，的确有心理学家这样做过，他们研究了冥想者的大脑，谈到冥想时再谈这问题，通过研究说明他们的大脑如何通过冥想来转换，像心理学家Jon Kabat Zinn，Richard Davidson和Herbert Benson，能从这些最优秀的个体中吸取经验，并应用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如果每天冥想15或20分钟，千千万万的“普罗大众”就能从中受益。因对最优秀的个体的研究而受惠。那爱情呢？你能想像，对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恋爱关系进行研究，并求平均值吗？人类史上的普通恋爱关系是指什么？人类史上的普通恋爱关系，其一是女人是被压制的一方，这就是人类史上的普通恋爱关系，如果我们只研究这种恋爱关系呢？是否有帮助？不，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人，研究他自身的恋爱关系，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研究过后他发现恋爱关系能改变，他这本书是以女性主导地位为题的，这本书是19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是女权运动和平等运动的导火线。如果他只研究普通的恋爱关系呢？那样对人际关系有帮助吗？完全没有。

那教学呢？要了解如何教学，你想怎样做？研究平均水平的教师还是研究Marve Collins，然后将Marve Collins的经验应用到所有老师身上？当着眼于研究最优秀的个体时，每个人都益，这就是为什么Maslow说人性和人的潜能会被削弱，如果我们只研究平均水平的话，同样涉及到研究我们个人的最大长处，而不仅是研究其他人的最大长处，无论是不是我们的最佳经验，因为研究我们的最开心，最成功，恋爱关系最佳时的状态，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并应用到将来，当我们研究平均水平，我们只是描述日常生活，研究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个体时，我们潜意识里在学习。Maslow又说“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从对这些最优秀，最成熟的，心理最健康的个体的研究当中和对大众的峰值的研究当中可以知道，他们达到了短暂的自我实现”。如果我们自己吸取这些经验，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是否有可能越来越多地体验它，而是“怎样去体验它”。

我们讨论过改变自己，为什么尖端统计学会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理念是“研究可行的事”，第二个重要理念是“研究最优秀的个体”，但这是关乎个体的改变。那社会变革呢？最后我想介绍以下这项研究，心理学最有名的研究“剑桥-萨默维尔青年学习心理学”，这项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由哈佛大学与MIT共同进行，这些人拥有最高的思维，心理学思维，哲学思维，心理医生，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让我们做一个劳斯莱斯计划吧，这是能想到的最佳干预方案”。他们没有金钱方面的限制，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从受危人群中选了250名孩子，干预不是快速修复，不是能一夜改变的，他们实行五年干预，他们所做的是，工作人员每月两次探访受试者，帮助他们处理家庭中的冲突，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他们中有一半人得到了学院的辅导，只要有需要，就得得到学术帮助，精神科医生也是，谁有需要，医生都随时候命，你可尽情利用这些资源，无论你需要什么，这些精英都能满足你。他们加入了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或其他的青年运动，获益良多，从这些经验可看出来，他们得到了一切，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治疗，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今天也是，心理学家做梦也会梦到这些，这项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调查结果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随机分派项目，有另外250个孩子，他们什么也没得到，是列为了研究对象，就像受到“五年干预”的孩子一样，250名对照组的孩子。40年的追踪调查，这调查不只是今天，明天或五年内的事，而是研究了他们的大半生，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研究，这是严谨的干预，其结果令人震惊，即使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无论是心理健康学者，哲学家，心理学家，教授还是精神科医生，都说这是最佳，最高效的研究方案，但当他们看到原始的样本数据，调研结果让他们震惊，少年犯罪上对照组与干预组没有区别，超过三分之一有案底，超过20%犯轻罪，无案底，在少年犯罪方面两组并无差异，成人后的犯罪率同样没有区别。20%以上的犯罪率，无论是对财产或对人所犯的罪，在这两组之间，样本规模相同的两组间并无差异。其他测量数据显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组没有区别。酗酒方面两组有显著差异，酗酒人数有差异，工作地位有差异，成为白领的人数上两组有差异。所以至少还是有成果的，至少发现了几点显著的结果，当发现这几个差异时，那很棒吧？其实不尽然，这些研究结果被扭曲了，这项研究实际表明，干预组酒鬼数量比对照组更多，对照组更多人在工作上表现出色相较干预组而言。

换而言之，干预弊大于利，理想主义，良好意愿，钱财，都是不切实际的，很多关注这项研究的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心理学史上很少如此重要的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变革应该是不可能的”，是吗？首先，例外是存在的，我们中也有例外，这证实了规则，有一个真正可行的方案，无论是Karen Reivich的研究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Martin Seligman的“适应力计划”，Marva Collins肯定是个例外，她显示了干预是如何起作用的，想想以下这个有趣的问题，Marva所做的事与那项研究的区别,她没有给学生权利意识，她赞扬他们，给他们严厉的爱，而不是免费的午餐，她没有按需要来将他们分类，那项研究大概是根据需要来划分孩子的，有许多差异，但研究这个例外的关键是，大家坐在一起说“什么是可行的？我们研究最好的吧，研究可行的事，将它应用到生活中”，我们将这思想传播出去，我们根据Maslow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来行事，他表明“曼哈顿计划”反驳了当时最大的问题，这不仅是对心理学，甚至对所有人类都带来了历史紧迫感，曼哈顿计划中，他们创造了原子弹，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计划，积极地说，他们汇集了最优秀的人才，Oppenheimer,Zillart,Fermi Feinman,Bore联合他们，共同拯救自由世界，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计划，积极来说，它都是最伟大的计划，聚集起了最优秀的人才，这就是Maslow建议心理学家该做的事，同时敢是积极心理学的目标，让全世界的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研究可行的方法，研究最好的个体，他们会带来改变，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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